海瑞曾评价张居正：“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一天，太监孙海为讨好万历皇帝从宫外带回了一面古铜镜，朱翊钧接过手中一看，铜镜的背面竟铸浇着一幅春宫图。一个盘髻少女赤身裸体俯卧着，撅起浑圆的屁股，另一个裸体男子以跪姿面对少女，姿势奇异。

(资料图)

朱翊钧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图，顿时眼睛发直，刚刚成婚的他对男女之事兴致正浓，在孙海的提醒下才缓过神，将铜镜揣入怀中。

深夜，朱翊钧拉起在一旁熟睡的王皇后，要她依铜镜上的方式进行试验。王皇后出身名门，一听朱翊钧的要求，顿时羞得满面通红，不肯配合。

朱翊钧对王皇后的呆板大为恼火，负气离去跟着孙海穿过坤宁宫，进入御花园假山后的西苑。

孙海喊来两个十五六岁的宫女陪朱翊钧唱曲饮酒，歌声娓娓动听，微醉之际，朱翊钧拿出那面古铜镜，并要求宫女们与自己饮酒作对，输了的要褪去衣物，学着春宫图里少女的方式伺候自己。

宫女们惊恐万分，却又不敢抗命，谁知正当众人一丝不挂时，突然李太后和太监冯保闯入，朱翊钧吓得脸色铁青，瘫坐在地上。

李太后气得浑身打颤，一夜未眠。次日，她拿出《霍光传》让朱翊君读第66卷。当朱翊钧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中充满了恐惧。

霍光废昌邑王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认为，现在朝中的霍光就是张居正。

没等朱翊钧读完《霍光传》，李太后便吩咐道：“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提议让皇帝就此事写下“罪己诏”，公布天下，深刻反省。

万历皇帝因张居正写过两次“罪己诏”，这是第一次，怨恨的苗子在朱翊钧的心中深深种下。

1571年，隆庆皇帝病危，内阁首府高拱，为了能掌握内庭权力，想干冯保，扶植自己的心腹。

冯宝求助张居正，张居正作为内阁次辅，他知道有高拱在，自己的仕途便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不久的将也会被高拱视为眼中钉，权衡利弊后张居正决定与冯保结盟。

隆庆皇帝刚去世，朱翊钧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说：“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

张居正抓住机会让冯保将高拱之言传到两宫太后和朱翊钧耳中。

1572年，高拱被罢官，并被遣返原籍。张居正升为首辅，掌握内阁，冯保成了秉笔太监，并掌握东厂。大明朝大臣与太监的最强联盟形成了。

两宫太后还命张居正为帝师，除匡扶社稷完，还要兼顾对皇帝教育。

《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

意思是张居正把宫廷与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是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六部尚书以下的大臣在他面前只有遵命行事的份儿。

1573年六月，张居正正式提出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把各类公文以及皇帝谕旨转发给地方政府各衙门，根据路程远近，规定执行期限。每件公事必须限期办完，不得拖延推诿，如有不按照规定执行的衙门与官员，必须追究责任。

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由六科举报；六科在核查地方或向内阁报告时，有隐瞒欺骗现象，由内阁举报。这样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难以欺上瞒下，而且每个月有考核，每一年有稽查。

张居正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全面关注吏治的各个方面。在用人方面，他要求官员的选拔、任免、升降必须公正，一切以事功实绩为标准，只要能办事，其他小节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路大开，人才辈出。

他主张所有官员的政绩都要定期考察，决定升降去留。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外官三年考察一次。

考成法所有的官员都战战兢兢，不敢松懈。官场上下逐渐做到令行禁止，改变了官场的颓靡风气。

通过整顿吏治，有了人事保障，张居正开始着手财政改革。

财政经济困难由来已久，嘉靖、隆庆的几十年间，几乎年年出现财政赤字。隆庆年间，朝廷每年收入不过250万两银子，而支出达到400万两，年年亏空150余万两。

张居正通过研究了几十年来的财政状况，张居正财一政改革的目标“不加赋而上用足”，并推动了一系列举措。

1.抑制国家财政与宫廷财政的支出，包括节约宫廷节庆、宴会的开支，终止或削减宫廷在江南等地的“织造”项目，暂停大规模的工程等。

2.强化对于北方边防重镇的赋税管理，重视军队屯田，用这种方法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3.限制特权阶层的各种既得利益。例如：官僚出行利用驿站的限制；削减驿站的经费；抑制宗室藩王过多支领俸禄等。

4.层层核实，清丈田亩。

5.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时常与皇帝讲解节俭之道，头几年朱翊钧会积极与他探讨，支持老师的各项举措。但改革之路是漫长和艰巨的，朱翊钧的金钱欲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壮大。

1579年三月，朱翊钧找来户部尚书张学颜对他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听得一头雾水弱弱地问了句：“为啥？”

朱翊钧说：“素颜的女人怎能算是女人？”

还没等张学颜反应过来，朱翊钧便随手扔给了他一道手诏，说后宫嫔妃增加，胭脂钱不足，要求户部批款20万两白银。

在此之前张居正就提出了皇宫支出每年都有定数，不得超支。张学颜不敢擅自做主，第一时间将朱翊钧的手诏交给张居正。

张居正看了手诏中内容后冷笑一声说：“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

张居正带着朱翊钧的手诏，和近几年皇宫开支的账目来到朱翊钧跟前。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看到是张居正来了立马面露不悦。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他先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

朱翊钧看了半天，问：“这两年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前年盈余100万两，去年却超支30万两，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张居正指出：“宫廷支出是大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面对张居正的质问，朱翊钧避开了他的目光说：“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张居正以为让朱翊钧了解财政收入的实质情况，就能让朱翊钧敛财的欲望有所收敛。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不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朱翊钧竟下旨给光䘵寺的官员：“将你们的10万两白银给朕用一用。”

张居正得知这一消息后，稳定了下情绪，大踏步赶往皇宫。这一次他并没有和朱翊钧的多说废话，直奔主题问：“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太后要赏赐回人，没有现钱，向光禄寺借的，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心知肚明朱翊钧为了要钱把太后都用上了，一定也是受到太后的默许。

朱翊钧嘴角上扬，得意得看了张居正一眼，没想到张居正没好个气地说：“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奉诏了。” 说完便转身离去。

“臣可就不奉诏了”几个字不断在朱翊钧耳边回响。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怕，眼神犀利，瞥了一眼远去的张居正。

朱翊钧对张居正越发不满，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占有了张居正的全部注意力。

明朝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税为主，但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与豪绅相互勾结收购兼并了大量土地。更有甚者将良田谎报为荒地、山场、河滩，或是少报耕地面积，以逃避税收，不计其数的耕地面积被隐瞒。

精确掌握全国耕地面积对财政改革至关重要，想让被隐瞒的耕地面积大白于天下，最有效的方法是重新清丈田亩。

张居正拟定了“清丈田亩”的策政：

1.地方官派人到农村对每一块田地的实际面积重新丈量，与原先政府账册登记的面积进行核对，查看有无虚假、隐漏。

2.清丈中能够历年隐瞒真实面积的，可以免予追究；如果申报不真实，邻居连坐；豪绅大户隐瞒田地赋税，严惩不贷。

3.根据田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实际面积征收田赋，并把以前逃避、拖欠的田赋全部清查出来。

4.地方官不作为，一律按考成法撤职查办。

1578年7月张居正派耿定向前往福建，他想先以福建为试点，取得成效后再将政策推广至全国。

张居正承诺耿定向只要福建试点成功，便将他调入内阁。他嘱咐说：“清丈任务，一定会遭到利益团集的强烈抵抗，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必在乎手段！”

1580年九月，福建省的清丈工作完毕，效果显著，清查出隐瞒逃税的田地二十三万一千五百亩。张居正大喜过望，随即决定将“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政策推向全国。

一条鞭法的政策是：把赋税（夏税、秋粮）与徭役（正役、杂役）都折算成白银结算，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人定负担，改为按田亩、户丁两项分摊。并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作用百姓服役的报酬。

张居正所推行的所有改革举措，朱翊钧都给予了100%的支持。他颁布旨意：“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改革期间官僚豪绅获罪者无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全国各地共清查出隐漏逃税田地一亿八千万亩，相较清丈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基本达成了张居正定下的“不加赋而足上”的目标。

明朝财政赤字逐渐消失，国库充盈《明实录》记载：中央政府的仓库里面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积余的银子达到四百万两。

在经济的支撑上，国家的军事实力也空前强大，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

张居正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令他的身体不堪重负，气血早衰。

1982年3月，张居正一病不起，己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朱翊钧派太医到府上诊治，说是首辅大人患上了严重的肛肠疾病——痔疮。

朱翊钧下旨要求全国人民都要为张居正祈福。京城整日烟雾缭绕钟声、鼓声、念经声，声声入耳。张居正家门庭若市，来看病者络绎不绝，家门口的几条街上也跪满了为他祈福的人。

奉命前往张府探望的太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皇帝禀报。朱翊钧带着一丝嫉恨的口气：“你看，这就是人心！

张居正是理智的，病痛中他回忆这一路的艰辛，九年来他披荆斩棘，得罪的利益团体不计其数。朱翊钧也已经成年，对权力的欲望持续增长。他深知自古改革者没有几个好下场，如果不能急流勇退，恐祸福难测。

张居正写下一份辞程，请求朱翊钧让他卸甲归田，回老家养老。

朱翊钧收到张居正的辞程，先是震惊，随后心中阵狂喜，他早就不想再做那个手中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但他还是退回了张居正的辞职信，并封他为太师兼太子太师，让他在家休养，等康复了再回朝复职。

冯保听闻张居正辞职，隐约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1582年6月20日，张居正在家中病逝，享年58岁。朱翊钩下令休朝一天，次日，他派太监张诚为张居正治丧，给他谥号“张文忠公”，赠与上柱国衔。这是明朝臣子的最高荣誉。

据《明实录》记载，朱翊钧派去护送灵柩的队伍分别乘坐七十多艘船只，雇佣船夫三千多人，船队前后绵延十多里。各地官员带人跪在张居正灵柩所经道路两旁，嚎啕大哭。盛大的场面甚至让国人以为是死了皇帝。

张居正死后，御史李植弹劾冯保，列举了他十二条罪状。朱翊钧对冯保心生厌恶，正在等待时机把他除掉。他立即下旨：“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并命人抄了冯保的家。

查抄冯保的家，朱翊钧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字画无数，他想起曾经像张居正要钱时的艰辛，心里一阵快感。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扳倒了“大伴”，朱翊钧终于品尝到了权利的滋味。作为皇帝他不仅要权、要钱、还要人心。比起扳倒冯保他更需要的是消除张居正对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为亲政扫清障碍。

朝中官员很快察觉到了朱翊钧的意图，1582年12月14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12月28日御史孙继先向皇帝呈上一份奏疏，要求皇帝把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免的官平反昭雪。

朱翊钩茅塞顿开，只要为这些人翻案，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张居正。为了完全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他写下人生中的第二道罪己诏：“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所谓“误听奸恶小人之言”，这个“奸恶小人”就是张居正，凡是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都官复原职。

不久后，辽王朱宪㸅的侧妃突然上京告御状，说张居正当初诬陷辽王，张家人在张居正当了首辅后强占了辽王府邸。朱翊钧不经核实，便下旨查抄张府。罪名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

查抄的结果让朱翊钧大跌眼镜：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玉带十六条。抄家的官员们对张居正家所有人严刑拷打，张居正的一个儿子经受不住自杀，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海瑞曾评价张居正：“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张居正是明王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相权已经威胁了皇权。张居正也曾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不仅仅是内阁首辅，而是代帝摄政。

历史学樊树志认为，万历皇帝朱翊钧清算张居正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肃清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

但是不久以后，朱翊钧发现即使他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仍然会受到种种束缚。张居正的案件结束后，文官集团以劝谏的名义，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贪图享乐，他们要把朱翊钧约束在他们所设置的规范，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

朱翊君逐渐明白，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他同张居正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帝朱由校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朱由检又给还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

张居正制定的改革举措，对明朝后面的几十年仍有正向影响天启、崇祯两朝迫切需要像张居正那样的内阁首辅出来力挽狂澜，表彰张居正，就是为官僚们树立一个榜样，可惜明朝再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