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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身亡，明朝群龙无首，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更加严重的事情，清军和吴三桂联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得以从山海关大规模进入关内，从此开始了征服关内的历史征程。 此前，东北的清朝（和其前身后金）一直是明朝的心头之患，但是凭借着长城以及众多名将的支撑，明朝能够勉强将清朝挡在山海关外，虽然清军多次入关侵扰，但是他们并非毫无后顾之忧，随时都有被围困在关内的风险。但是1644年四月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明朝失去了皇帝，“突然死亡”，而初来乍到的李自成也被清军“一棍子打蒙”，山海关掌握在清军手中，清军对于深入内地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而之后，清军更是一路顺风，在众多汉奸和降将的配合下，清军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击溃，1645年正月起，李自成离开西安，重新走上了流寇的道路。此时，清朝和它的实际掌舵人、摄政王多尔衮将目标转向了南方——1644年五月在南京成立的南明弘光政权，继承崇祯皇帝皇位的是其堂兄、福王朱由崧。 1645年正月，多尔衮的同母弟弟、豫亲王多铎奉命南下征讨南明，为了显得自己“师出有名”，多尔衮以“摄政王”的名义发布了一则檄文，在檄文中多尔衮给江南军民列出了三条罪状，并且给出了两条路让江南军民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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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罪状：“尔南方诸臣向佐明朝，崇祯皇帝有难，天阙焚毁；国破君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不识流寇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 你们这些南方的大臣们，是明朝的大臣，但是在崇祯皇帝有难、国破君亡之际，你们却没有向北方派遣一兵来勤王，也不发一箭，甚至连流寇的面都没有看到，却像老鼠一样藏在洞穴中，这是你们犯的第一条罪状。多尔衮在檄文中所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南方确实有不少的将领手握军队，但是在崇祯皇帝被围困时，他们却以各种理由逃避勤王（比如左良玉和刘泽清），这并非“欲加之罪”，是事实。 第二条罪状：“及我进战，流寇西奔；尔南方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也。” 这一条就显得没那么有说服力了，在多尔衮看来，南方拥立福王之时并不知道北京的确切情况，而且又没有崇祯皇帝的遗诏，拥立福王属于“擅立”，是无效的。其实，这一条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崇祯皇帝死后，他的噩耗很快就由北京逃难而来的官员确认，只是没有太子及崇祯另外两位皇子的消息。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南京的大臣们按照伦理拥立了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兄、福王朱由崧为帝，而且在登基之前先称监国，以待确认崇祯太子的消息，可谓合情合理。 第三条罪状：“流寇为尔大仇，不思征讨；尔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起兵端：其罪三也。” 第三条罪状恰恰命中了南明弘光政权的死穴，李自成确实是南明的弑君仇人，但是弘光政权建立后却也没能为崇祯复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弘光政权寄希望于清朝能够帮助他们消灭李自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部各将领（左良玉和江北四镇）根本无意讨伐李自成。与李自成作战，一来会消耗自己的实力，二来他们也打不过李自成。 多尔衮给南明弘光政权列了三条罪状，中了一条半。之后，多尔衮给南明军民两个选择：一、“速以地方城池投顺者，不论官之大小，各升一级”；二、“抗拒不顺者，自身遭戮、妻子受俘”。而至此，南明的官员和军民们开始了两极分化，而“抗拒不顺者”一直坚持了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