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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去世后，大学士张廷玉作为见证人目睹了新皇帝乾隆的悲痛之情，他曾在回忆中说：“新皇帝乾隆听到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在将雍正入殓时，乾隆“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乾隆无数次捶胸顿足挣扎跳跃，阻止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雍正暴卒到第二天黑天，新皇帝由于悲痛过度，一整天水口不打压，群臣跪在地上请求皇上节哀，看到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清高宗实录》

乾隆在此后陆续对其父主政的一些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将帝国一根绷紧的绳索放缓，赢得了良好声名。即位三个月后，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宫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清高宗实录》仅这一项政策，就让数千名官员得到从轻处理。种种的“仁政”让乾隆一时收获了大量的美名，“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郎潜纪闻二笔》甚至连这位新皇帝的美名都已经传播到海外，”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然而宽大之政绝非表明乾隆早期的懈怠与放纵，相反，乾隆登基之初，相当兢兢业业。在三十一岁这年，乾隆已经登基六年，开始进行全面吏治的整顿，他说：“朕就近日九卿风气论之，大抵谨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甚至乾隆发现，自己的臣下们跟不上自己的思路和勤快。有一次应召在乾清门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抵候稍久而以劳苦而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归”。加之许多大臣的精神状态与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格格不入。对此乾隆总结说：“近来九卿，朕没有看到你们有不法行为，也没听说有作奸犯科的事，然而所谓的公忠体国，并非如此就算称职。你们这些大臣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回到家闭门谢客，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就算合格，那么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大臣，如果仅仅是办理稿案，就算一个老吏都能办。”《清高宗实录》

有一次，他指出官场中调和的模棱风气，几乎评论了所有现任督抚，认为他们总体上工作消极懈怠，最后有对许多地方大员进行诫勉谈话。在与四川巡抚方显谈话时说：“朕观汝一派质实，是以不次擢用，但抚臣须有抚臣之体，若任气褊狭，不识大体，则不可也，汝临去时，朕未曾训及此，恐汝忘忽耳，汝其勉之！”《清实录》。又对方苞指出其弱点说：“朕登基不久，因为你的文名，特意把你调入南书房，并给你提升为侍郎之职，但是你现在的很多毛病都未曾改正。”又对江西巡抚陈宏谋说：“汝不患不能办事，而屡有习气，若不痛改，虽天天听我训教，又有什么益处？”对安徽按察使徐垣则说：“汝原能事之人，莫用聪明，一切务实。”

除此之外，乾隆对一些大臣的训斥非常严厉，不留情面。大学士陈世悺系三朝老臣，与曲阜衍圣公孔氏为儿女亲家，陈在山东购买田产，被乾隆得知，痛斥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最后将其革职处理。理由是他是浙江人，却在山东购置田产，想要借孔氏的光，这怎么是大臣的所为？并给山东巡抚下令，不叫他在兖州居住。

他还很讨厌能说会道的大臣，如对贵州巡抚宫兆麟品评说：“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并且多次告诫地方官员要经常下乡了解实际，不要成天围着文稿打转。军机大臣讷亲向其奏报河南开封驻守满洲兵操练时“进退生疏，队伍亦不整齐”，乾隆得知后气愤地说：“览此，即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矣。”此后陆续解开地方许多官员贪污卖官案件后，乾隆感叹说：“实朕梦想之所不到”，“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

除了用重典外，乾隆深知从上到下官僚队伍已经老化，为此他在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退出政坛后，开始大力使用新人，如讷亲的使用上，乾隆说：“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并说他：“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无出其右者”。继讷亲之后，始终得到乾隆重用的是小舅子傅恒，在二十五岁就出任了首席军机大臣，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官僚之一。

并且这些人在其绝对掌控之下，不使权力稍有分散，对此乾隆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清实录》

乾隆早中期的为政水平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长期考察甄选了新一代的官僚队伍，从而加快推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遗憾的是，在其晚年精力衰退下，醉心“十全盛世”使用以和珅为首的贪腐集团，最终葬送了早年的兢兢业业，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