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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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巴斯提安·哈夫纳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对普鲁士感兴趣的人而言很值得一读。所谓普鲁士，特别是老普鲁士主要由两块土地构成，分别是今天德国的勃兰登堡邦和已属于波兰的东普鲁士。今天网上不乏嘲讽普鲁士/德意志丢了龙兴之地的说法，这其实是望文生义，因为普鲁士王国的核心一直是勃兰登堡地区，首都是柏林而不是柯尼斯堡。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国，是在东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绝嗣后萨克森、法兰克尼亚、施瓦本与巴伐利亚四大基干公国（stemduchy）基础上慢慢扩张的。勃兰登堡是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今天德国的前身），由萨克森公国衍生出的边区，而东、西普鲁士则是由德意志贵族为主体的条顿骑士团国在波罗的海沿岸武装传教建立的殖民地，普鲁士这个名字更是来自于当地的一个异教徒民族，在遭到种族屠杀般的待遇后，剩下的人被骑士团带来此地垦殖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融合，普鲁士则被这些殖民者拿来自称。

两者除了都是日耳曼人向东方扩张的殖民地外，一开始毫无瓜葛，直到被来自南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一一继承，形成共主邦联，才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1415年时任皇帝没钱还债，不得不将家族领地中最穷困潦倒的勃兰登堡边区拿来抵债；1466年在几十年漫长的战争后，条顿骑士团国向波兰臣服，并割让西普鲁士；1525年出身霍亨索伦家族的大团长藉宗教改革的机会，解散骑士团国，自立为普鲁士公爵；通过政治联姻和一系列谈判，在1618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年，霍亨索伦勃兰登堡支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两地被置于同一人控制下。

而在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后，霍亨索伦还获得了其他几块土地，于帝国境内仅次于哈布斯堡皇室，与维特斯巴赫等老牌诸侯并驾齐驱，但疆域的扩大使其在西方卷入法国、荷兰之间的角力，在东方陷入瑞典与波兰的争端中，而且这些疆土几乎互不相连，统治者从一个领地巡视另一个领地都必须跨越外国国境，而各个领地又各自为政，只是靠共主邦联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大本营勃兰登堡地区更是在三十年战争遭瑞典、帝国甚至自己的部队反复摧残。

四分五裂的国土使得统治者有非常迫切的动力，去想方设法把这些彼此隔绝的土地联结在一起，取得横隔在中间的土地，并整合各行其是的领地。但一开始，除了在1660年使东普鲁士摆脱了波兰的宗主权外，版图上一无所获，只剩下一连串眼花缭乱的阵营更换与战役记录。

于是霍亨索伦尝试去谋求一顶王冠，然而尽管帝国皇权在三十年战争里遭到重创，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诸侯们形同享有自主权，霍亨索伦在帝国内享有大展身手的空间，但他们依旧不敢挑战帝国境内除了皇帝头衔绑定的三个王冠以外只能有波西米亚国王一个王位的惯例，只能像同时代的大诸侯一样选择继承外国的王位。

结果便是在1701年将帝国境外的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在经过一系列琐碎艰难的谈判后，通过借壳上市终于获得了一顶王冠，从而将一群中等和小型的诸侯国结合成单一国家。尽管这只是刚刚开始，而且霍亨索伦人还不能直接称自己为“普鲁士国王（KingOfPrussia）”，因为西普鲁士还在波兰手里，普鲁士国王的头衔无疑会暗示其对西普鲁士的所有权，这是波兰所不容忍的，因此只能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InPrussia）”。要到普鲁士日后瓜分波兰，获得西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才能堂而皇之的自称普鲁士国王。

虽然这个王位不伦不类，遭欧洲各宫廷各种嘲笑，但国王毕竟是国王，政治的表象本身就能生产权力，通过诉诸人们的幻想，就能轻易统治人们，而“国王”这个字眼在大革命以前在任何人眼中都能闪闪发亮，各个领地的臣民开始为自己属于一个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为傲，这极大打击了地方分离主义。

但不同于后世历史学家的历史叙事，普鲁士王国能整合成型很难说有多少必然，历代霍亨索伦君主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为其安排的所谓统一德意志的天命，在这个时候更是没影的事情。倒是反过来可以讲，普鲁士的存在从一开始可有可无，这个国家的形成如前所述充满了一连串的偶然性与随意性，必须依赖赛巴斯提安·哈夫纳所说的“国家求生意志”和“军事自保动能”在欧洲大陆找到生存空间。

这一生存欲求从此压垮了接下来好几代霍亨索伦的君主，使得他们为了这个国家的存续而无所不用其极，即便会最大程度上背离自己原初的喜恶。

为了保证生存，普鲁士尽可能扩充军队，维持着一个对它而言极为庞大的数字，以至于被评价为“其他国家拥有军队，而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为了应付这个贫穷国家所需的超级军费开销，普鲁士逐渐变成欧洲赋税最重的国家，并为征税建立了一个高效廉洁的财政体制，用军队般的纪律与准军事化的荣誉准则保证其绝对可靠；为了征税时有税可征，普鲁士主动资助和补贴制造业，成立国家银行，致力于土地改良和土地开发；而经济的成长又有赖于人口增长，于是普鲁士成为18世纪全欧洲受迫害者的庇护所与避风港，他们全都获准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得救”，在18世纪末普鲁士获得数百万波兰臣民后，这些人的民族特性与宗教信仰更是全未受到干扰和破坏。

可以说，老普鲁士并非民族国家，当时也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它其实是霍布斯笔下纯粹由理性设计与建构的利维坦在中欧的道成肉身，洋溢着启蒙时代的精神气质，是当时最开明最进步的国度，包括高级公职在内的一切都可以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也必须承担同等的义务。

但这一切一切的开端只不过是为了在残酷激烈的绝对主义时代生存下去，为了生存普鲁士需要一只庞大的军队，而为了这只军队就需要改造整个国家，使社会与体制去适应它，这就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的渊源。

因此时人评价“普鲁士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不无道理，只不过这支军队历史上一直被国家牢牢掌握，从未产生军事政变，这也与普鲁士的国体有关，赛巴斯提安·哈夫纳指出18世纪的普鲁士有三大无所谓——对宗教无所谓（不管国民来自哪个教派），对族群无所谓（不管国民来自哪个族群），对社会无所谓（不管国民是如何度日）。18世纪没有福利国家概念，所有人都是自谋生路，只要不犯法每个国家都不管不顾；这个时代也没有民族国家概念，普鲁士的移民与民族政策固然大方，但也在当时人理解之内；唯独宗教宽容，普鲁士遥遥领先它的时代，只不过今天我们认为是在好的方面，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在坏的方面遥遥领先。

这种宽容起初只是偶然，1618年继承普鲁士的那位霍亨索伦君主，在帝国西部继承了一块加尔文派的领地，为了讨好这些居民，他改宗加尔文派，一如此前为了普鲁士的土地这一家族改宗路德宗。但他不敢强迫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臣民改宗加尔文，于是采取了宗教宽容的政策。但17世纪是宗教不宽容的年代，将帝国打成废墟的三十年战争首先是一场宗教战争，这使得普鲁士屡遭非议，要比它的军国主义、税收压力与容克贵族统治更令人难理解。得到启蒙时代，宗教宽容才从很不情愿被强迫的做法，变成受欢迎令人感激的事情。

而普鲁士的宗教宽容，可以说本质上是对宗教的冷漠，或者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是一种冷冰冰的理性选择，再加上普鲁士皈依天主教没多久便改宗新教，改宗没多久又要宽容其他宗教，这又让新教变得不那么重要。于是在宗教真空中，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责任宗教”或“国家道德”的伦理取而代之，对国家的责任心强过对上帝的责任心，18世纪的普鲁士更是敦促所有国民各尽其责，恪尽职守，从国王到最贫穷的臣民承担起各自的职责。而只要完成各自的职责，国家就对其行为放任自由，于是形成了一个臣民高度服从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自由充满活力的军国主义国家。

再加上普鲁士较早建立了一个面向无地农民的分区征兵体制，各地未继承农舍的农家子弟成为士兵，未继承庄园的容克子弟则成为他们的军官。这在强化容克贵族的势力之余，也使容克成为可靠的军官储备所，并使之变成公仆，普鲁士相对高效廉洁的公务员体制，也与以军人荣誉准则约束自己的军官团高度相关，而由于普鲁士的贫穷（勃兰登堡地区土壤贫瘠多沙，以至于被戏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吸墨沙盒”），容克们也乐于成为公务员。

又因为容克在地方上是领主，在军队是军官，与作为士兵的农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共生联系，彼此熟识，由于共同服兵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与荣誉感，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使得蕞尔小国的普鲁士在竞争激烈的中欧地区脱颖而出，特别是腓特烈二世率领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挺过奥、法、俄三国围攻以后，成为了列强的一员，尽管是最弱的。

问题在于，普鲁士要求所有人为其恪尽职责，但普鲁士该为了什么而效劳呢？我们找不到任何理念，任何能让人激动人心的事物，如果有，那也是为了普鲁士的生存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鲁士是一个只有理性没有灵魂的国家。而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行为逻辑，也使得普鲁士的公务员和军官团形成了高度服从上面委派的指令，而不管其是否合乎正当的传统，于是当这个体制落到希特勒手上后，便成为其助纣为虐的帮凶，铸下无数惨绝人寰的大错。

但这在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这套体制反而非常行之有效的帮助普鲁士实现了大国崛起的梦想，尤其瓜分波兰后普鲁士有了足够的纵深，生存一时无虞。正如此前提到的，普鲁士并没有干预波兰人的宗教与习俗，德意志人与波兰人在普鲁士的框架内相处融洽。如果顺着这一轨迹下去，普鲁士将变成半波兰半德意志的国家，安心成为一个中欧大国，也因此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这一段历史评价不高，而现代人对此浮想联翩。

拿破仑战争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结果是吐出了大部分波兰地区，在划定战后地盘的维也纳和会上列强为了遏制法国，将莱茵河西岸，今天的鲁尔区给了普鲁士，使得普鲁士能在法国东扩时进行阻遏。这在当时普鲁士是吃亏的，因为并没有人能预见到鲁尔区地下有大量的煤炭，日后会成为大工业区。对普鲁士来说，它再度面临生存危机，一方面波兰土地的失去，意味着它的版图再度变得干薄，缺乏纵深，另一方面，新获得的莱茵河土地与本土并不相连，哪怕是为了经济考虑，也必须将之合为一体，否则商品过一个国家就要交一次交关税。

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将普鲁士从东欧转到西欧，为了生存，普鲁士承担起了德意志统一的事业，与拿破仑战争后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结盟，最后被绑架到民族主义的战车上。在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后，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地区，结果却是普鲁士的光荣死亡，普鲁士逐渐融入了德意志，慢慢地再也找不到它的自我意识。

一方面，统一是以普鲁士为主体，诸如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被统一的各邦自我意识就相对更强一些，巴伐利亚甚至至今还有独立呼声。另一方面，相对于普鲁士来说，德意志是一个更能让人激动人心的字眼，让人回想起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普世帝国的荣光，而普鲁士是一个缺乏历史缺乏传统没有灵魂的国家，它是理性建构的人造物，并不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于是普鲁士被拖入了以德意志民族为名义发动的战争中去，以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挑起战争的俾斯麦在统一德国后对维护欧洲和平最为积极，因为对于他这个普鲁士的爱国者来说，普鲁士已经吃饱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只是被利用于普鲁士扩张。

但德意志并没有吃饱，出于恐惧普鲁士消解于德意志的未来，俾斯麦使统一的德意志名为帝国实则是非常松散的邦联，与协约国认为德国专制集权的宣传大相径庭，然而在群情激奋下，德意志最终还是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俾斯麦设计了许多程序以防开战结果证明是徒劳，在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下没有人敢冒大不韪阻挡，于是俾斯麦最爱的普鲁士就这样为德意志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买单。

讽刺的是推动战争的德国西部与南部市民阶级最大的仰仗便是普鲁士，他们对普鲁士军官团的信心甚至盖过普鲁士对自己的信心。更讽刺的是老老实实当工具人与打手的普鲁士在战后遭到了最大的清算，战争真正的推动者反而得到了饶恕。一战后，往事再度重演，结果是我们在地图上已经见不到普鲁士这个国家了，人滚地留，康德先生的柯尼斯堡变成了俄国人的加里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