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吸引商国百姓投奔周国，周武王审时度势，以周国传统的“藉田公社”为基础，推出了帝藉制度。在周国这场“土地革命”号召之下，商国底层百姓纷纷投奔周国。

然而，随着外族投奔周国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极为现实的管理难题。

投奔周国的外族人士鱼龙混杂，生活习惯、文化风俗都与周族截然不同，甚至其中还可能混有不少殷商的间谍，该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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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藉”制度为大多数投奔而来的外族人士提供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可要想让这些外族人真正能为周人所用，这不过是个开始。

为此，周人又设计出了乡遂制度。

所谓“乡”，就是周国对于周族人或确定效忠于周国人士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乡”内，“五家为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一闾，让他们互相托付；四闾为一族，让他们家中有丧葬之事时互相帮忙；五族为一党，让他们在遭到凶祸之时可互相救助；五党为一州，让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互相救助；五賙（zhōu）为一乡，让各家都尊贤敬德。”[1]

“乡”的划分，带有明确的军事目的。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周王室又规定了征兵之法：每家出一人，则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两”，一“两”则二十五人；四“两”为“卒”，一“卒”则为一百人；五“卒”为“旅”，一“旅”则有五百人；五“旅”为“师”，一“师”则有两千五百人；五“师”为“军”，一“军”则有一万二千五百人。

结合行政区划，可知每家出兵一人，每“比”就可组建一“伍”；每“闾”可组建一“两”；每“族”可组建一“卒”；每“党”可组建一“旅”；每“州”可组建一“师”；每乡可组建一“军”。周王畿内共有六乡，所以共有六军，总兵力共七万五千人。[2]牧野之战时，周国兵力不超过五万人——这恰恰说明，乡遂制度是在周人推翻殷商统治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成型。

“乡”，不仅是周国军队建设的基石，还是周国的经济支柱。透过乡人的日常生活，就可看出这点。

孔子弟子曾参在瓜圃里除草时，不小心挖断了瓜苗的根。他的父亲曾皙看到后，愤怒之极，拿起一根木棍就把曾参打晕在地上。曾参醒来后，没有任何抱怨，反倒是赶紧跑到父亲跟前谢罪：“刚来不小心触怒了您，您大力教导我，还好没受伤吧？”然后，他又退到屏风后，弹琴而歌，想让父亲知道他身体没事。

孔子听说了此事，非常生气，指示门人：“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

曾参不知自己什么地方触怒了老师，忙派人向孔子谢罪，孔子这才告诉他：“你听过瞽叟有个儿子叫舜。舜侍奉他的父亲，如果是使唤他，就呆在身边；如果要杀他，就赶紧躲开；小鞭子抽几下就忍受住，大鞭子抽打就逃走，以逃避父亲一时的冲动。舍弃身体任你父亲去打，你不躲避，等于是在陷你父亲于不义，错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民？杀害天子臣民该当何罪？”[3]

这一故事是说在面对父母责罚时，儿女应该遵从“小受大走”原则，不可盲目愚孝。可这一故事的背后，却体现出周代“乡人”生活的另一面。

曾皙、曾参是鄫国之后，莒国灭鄫后才逃入鲁国。虽然是亡国后裔，但鲁国曾作鄫国的保护国，自然不会亏待曾皙父子。以此而言，曾皙、曾参的身份至少都应该是士人。乡遂制度下，士人也就是“乡人”，又称作“国人”。曾参需要亲自参与农耕，说明在作战之外，“乡人”本职的工作还是务农。

先秦及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农业都是一国经济的支柱。既然“乡人”也需务农，那么“乡”也就是周国的经济支柱。

为此，在“藉田公社”基础上，“乡”内还特别规划了田制：以“井”字形规划田野，九家共耕于一“井”，四“井”成一“邑”，四“邑”成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每家分配到的私田大小，依据土地肥沃等级不同而有差异：上地一百亩，中地二百亩，下地三百亩。[4]

“乡”的规划，是兼具军事与经济功能。相比而言，“遂”的功能就较为单一了。

“遂”人，大多并非周同族，是投降或投奔周国的外族人士。因此，“遂”人的居住之所，就是邦国的野外——通常而言，就是环境相对恶劣的偏远地区。“遂”的行政区划，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5]

对于异族人士，虽然周人欢迎他们的投奔，可防备心不能没有。因此，遂人一般都不会参与周人的各类军事作战，而是专心务农。所以，《周礼》并没有提到“遂人”征兵之法，应该就是对其作战能力和忠诚度并不太放心。

除此之外，周王室对“遂人”其实还算不错。“遂人”所分到的土地，除了地方稍微有点偏僻之外，竟然还比“乡人”还多。除了住宅用地外，如果“遂人”家中所分到的是上等地块，可分到一百亩，另外再给五十亩荒地；如果分到的是中等地块，也分一百亩，另外再给荒地一百亩；如果分到的是下等地块，则分一百亩、另外再给荒地二百亩。这些多余的荒地，是用于每年的轮耕。“遂人”家中如果有多余劳动力，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也按这种土地分配方式执行。[6]

虽然“遂人”不参与军事作战，但还是要参加兴修水利、城墙修筑、修建亭台楼阁、后勤支援等等徭役。偶尔战事紧急时，“遂人”也可能被征召上战场，以作为“乡人”军队的补充。

由“乡”与“遂”的定义可知：“乡人”就更接近于现在的城里人，又被称作“国人”，一般都是“士人”；“遂人”更接近于现在的农村人，又被称为“野人”，一般都是“庶人”。

然而，不管是“乡”还是“遂”，其基层的组织模式都是“藉田公社”。“社员”们从事农耕，必须先干完公田的农活，才能到自家私田劳作；各个公社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社员们一家有难，八方支援；……。

以上，就是西周乡遂制度下“藉田公社”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

[1] 《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賙为乡，使之相宾。”

[2] 《周礼·地官·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3] 《说苑·建本》

[4] 按《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周礼注疏》主张，此为王畿内造都鄙之法，《周礼》并未明确“乡”内田制，“乡”田制应该与“遂”的田制相同。个人以为，所谓“九夫一井”，就是九家共耕一井的藉田制；“夫”，即指每家的家主。《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如果“乡”内每家都有私田百亩以上，单独另外定义井田之法还有意义吗？因此，所谓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的每家私田，实际上都包含在“九夫一井”的“井田”范围内，这样《周礼》前后的说法才能统一起来。

[5] 《周礼·地官·遂人》：“遂人掌邦之野（田野），……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音赞），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6] 《周礼·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chán），田百畮，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

——完——

作者|欲云：喜欢历史的理工男，现居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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