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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太宗却对于隋文帝以察察为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之死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

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唐太宗认为，“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征。魏征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及窦为唐军所破，乃在太子李建成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掌东宫的经籍之事），他虽职位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太宗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因爱惜魏征的旷世奇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虽然是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但父、祖皆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其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太宗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

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人，岂以新旧为差？”“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这样的话在今日也具有现实意义。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说：“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他对于自己的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说博陵崔敦礼，“深悉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