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42年11月上旬，滨海小镇南坎，新四军苏中军区的重要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握手告别，奔向各自的驻地。

(资料图)

就在这时，情报站人员给粟裕送来两盒老刀牌香烟。

抗战时期的粟裕

粟裕打开一看，脸色大变，沉默了一会，他转身向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了一道命令：“速派十几名骑兵分别去追返程的干部，告诉他们新四军出了内奸，不能再按照原路返回！”

随后，粟裕转身对参谋处长张震东下达了第二道命令：“马上通知各部电台停止工作，进入静默状态；通知各部队立即集合准备转移，要快！”

粟裕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是因为他收到的香烟里，有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上面显示，日军已经得知新四军召开重要会议的地点和参会人员名单。

不仅如此，他们连参会人员撤退的路线都了如指掌，并且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布置好了5个日军大队和伪军部队进行截击，企图将新四军苏中军区的干部一网打尽。

粟裕主持召开的会议，是新四军苏中军区干部会议，会议议题是应对日军的“清乡”扫荡。参会人员都是苏中军区的头头脑脑，他们有：一师的三个旅长叶飞、王必成、陶勇，苏中区副书记陈丕显，以及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管文尉等。

会议如此重要，参会人员的身份也非同一般，会议自然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既然如此，为何日军还是得到了消息？而给粟裕通风报信的那两盒烟，又是谁送来的？

传来这份重要情况的人是汪伪的中将师长施亚夫。

施亚夫，1914出生在江苏南通，1929年加入组织。

1931年8月，在组织的安排，施亚夫打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

李士群

因为跟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杨仲华是故旧，施亚夫在1942年受组织派遣，顺利打入日伪内部当卧底，被任命为伪“绥靖”7师中将师长，成为汪氏身边的红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为他获取日伪高层的重要机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那么，施亚夫为何要用香烟传送情报？主要是因为他刚刚打入日伪内部，身边没有得力助手。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确保情报能安全传递，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与新四军四分区特工部事先定下一个规矩：情报不用明文，而是用暗记，即香烟和火柴表示敌人派出的兵力。

如果敌人派去一个小队，则送去半盒火柴；如果出动了一个大队，则送去一盒火柴。

假如出动的是一个日军联队，则用一盒老刀牌香烟表示。

这样的方法太原始，也因此出现过疏漏。

有一次，得知日伪军出动1万余人准备向根据地发起进攻，施亚夫就给情报员送去了3包老刀牌香烟。

这个情报员是刚上任的，误以为是敌占区的战友送来让大家过瘾的，便忍不住偷偷抽了2包。

结果可想而知，新四军以为日军只来了3000多人，遭到了损失。

锄奸部长周林事后狠批评那位情报员：“嘴那么馋，就不怕里面有毒？”

此后，新四军汲取了教训，给施亚夫派了2名助手，协助其工作。

1942年11月初，日军制定了“冬季大扫荡”（“清乡”）计划，准备在11月中旬对苏中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

日军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之前吃了亏。

从1942年6月起，日军对苏中军区曾经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但都被瓦解。

这次日军恼羞成怒，开始调集重兵，并打算复制蒋氏当年对苏区实行的“步步为营”堡垒战经验，企图将根据地切割成小片，各个击破，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

敌人气势汹汹，苏中军区决定避其锋芒，暂时撤离。

可是后来粟裕却改变了计划，决定留在根据地与敌人周旋。

原来，施亚夫从“哥们”李士群那里得到了日军“清乡”的详细作战计划：因其他战场吃紧，日军只能出动1.5万兵力。

因此，苏中军区对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根据当前苏中军区的兵力，可以跟日伪军一搏，不必离开根据地。

粟裕决定坚持在根据地与敌人周旋，瓦解敌人的“扫荡”。

新四军召开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反“扫荡”策略。

可是当南坎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施亚夫却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参加了一个绝密军事会议。

在会议上，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发表讲话，宣布一个令施亚夫倍感震惊的计划。

“诸位，我们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苏中军区正在召开秘密会议，我们要抓住机会，给新四军致命一击。”

小林信男接着宣布，将出动4个日军大队和伪军，部署在新四军干部返回的路上，对他们发动截击。

听了小林信男的讲话，施亚夫背后冒出冷汗，心提到了嗓子眼。

尤其是当他看到日军的文件之后，更是头皮发麻。

上面显示一份新四军的密电，新四军干部返程路线赫然在目。

施亚夫

“如此机密的东西，怎么可能落到日军手里呢？是不是内部出了叛徒？”施亚夫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施亚夫思考后，有了一个想法：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日军在瞎蒙，他们并没有得到确切信息，只是捕风捉影。

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他起身发言：“小林君，我认为这是一份假情报。”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小林把目光投向施亚夫，不屑地问道：“何以见得？”

施亚夫说：“南坎在如皋县掘港镇（如今的如东县）东部的突出地带，它的南面是长江，东面是黄海，军事上是个死地，一旦皇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包围，他们飞都飞不出去，新四军指挥官如果不是弱智，绝对不会选这样一个地方开会。”

听了施亚夫的话，在座的人觉得有道理，连连点头。

小林信男很生气，对施亚夫说：“你以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没有这个判断能力？我们的情报从来都是非常准确的，这可是我们特高课培养出的情报精英传递的情报，至于来源，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吧。”

听了小林的话，施亚夫基本可以确定新四军内部有奸细，他目的达到了，连忙改口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担心情报来源有误，让皇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散会后回到驻地，施亚夫不敢怠慢，他立即从抽屉里拿出两盒老炮台香烟，再写了一张纸条，将日军突袭新四军的消息，用暗语写下来装到了烟盒里，让助手星夜送往苏中军区开会的地方。

由于及时收到了施亚夫的情报，新四军众多参会干部全都采取了应变措施，逃过了一劫。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日军隐藏在新四军内部的奸细，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对军区的安全构成威胁，新四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军掌握之中，这还了得？

那么，对于这个新四军内奸，粟裕毫无觉察吗？非也。

其实粟裕早就产生了怀疑，猜想内部出了问题。

因为早在南坎会议前的9月24日，即农历中秋节那天，粟裕率领师部刚到二窎镇，还没有站稳，周围就响起枪声，日伪军已经向二窎镇包抄过来。

粟裕临危不乱，从容镇定，派1个连的兵力将日军引到了谢家渡（也称夏家渡），这才化险为夷。

粟裕是个谨慎的人，很担心泄密，平时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

苏中军区机关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采取措施封锁消息，里面的人员不许随意出去。

这还不算，粟裕还要设立三层固定哨，两队流动哨，一旦有风吹草动，部队立刻转移。

因为行事谨慎，在抗战期间新四军被偷袭的事鲜有发生。

这次泄密事件发生后，粟裕寝食难安，决定要揪出内奸。

他分析判断：如果这个内奸步行出去报信，时间上肯定来不及，还容易暴露；奸细最可靠的方法是用电台。

粟裕悄悄给锄奸部长周林安排了任务，布置人员用技术手段监控电台。

这样一来，果然有惊人发现：只要苏中军区指挥部转移到一个地方，其中一部电台就会发出奇怪的信号。

虽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基本可以断定，报务员是在用密码向日军报告新四军的位置。

显然，这个报务员是日军卧底。

请示粟裕之后，周林随将这名报务员逮捕。

经审讯，那名报务员承认自己在一年前外出买药时，经不起日军女特务色诱，成了日军卧底，为日军提供新四军的情报。

最终，这名出卖组织的内奸被枪毙。

南通日军的司令长官小林也不是傻子，追杀新四军干部的事落空后，他自然怀疑日伪军内部有人向新四军通风报信，开始了暗中追查。

可是当时开会的人那么多，他查来查去，没有实质性收获。

小林也曾怀疑过施亚夫，下令特高课将其逮捕审讯，时间长达三个月。

但施亚夫非常镇定，他知道敌人没有证据，就咬紧牙关，死不承认。

日军无奈，只好将施亚夫释放。

施亚夫为了让日军放心，还将自己的妻子从乡下接到了敌占区。

要知道，这样做是要落骂名的，乡亲们都说施亚夫是个汉奸，有人还向他家大门上扔粑粑。

为了抗日大业，施亚夫忍辱负重。

小林依旧放心不下，他在1943年春天撤销了伪军第5、第6、第7师，另组建了伪34师，原来的军官也全部降级，施亚夫的职务也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135团团长。

伪军资料照

不过，施亚夫降级幅度不是太大，依旧可以则从敌人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施亚夫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伪34师秘密建立了2个支部，积极争取下级军官。

人脉建立起来后，施亚夫原本想就这样潜伏在伪军中，待将来抗战胜利后再转入蒋军，继续为我军提供情报。

但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认为，施亚夫此刻起义更好。

1944年1月上旬，施亚夫率部起义，回到新四军。

他的妻子也从敌占区回到了南通老家。

直到这时，乡亲们才知道他们误会了施亚夫，纷纷上门向施亚夫的父亲表达歉意。

在老人家寿诞的时候，他们还送来了祝寿礼物。

解放战争期间，施亚夫担任了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先后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10年11月，施亚夫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晚年施亚夫

【结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新四军苏中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根据地跟日伪军占领区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复杂。在此情况下，谁的组织严密，谁能获取准确的情报，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新四军之所以能取胜，除了将领运筹帷幄，隐蔽战线战士的出色表现也至关重要。致敬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