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卫国曾经是中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在群雄争霸的背景下，卫国落后了，成为了周边强国吞食的目标。另外，卫国国内证据也是很混乱，多次发生弑君政变，内乱外患很严重。在这样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和其他诸侯国人来比，卫国人有更多的忧患意识，涌现出了很多一流人物，比如吴起、商鞅、吕不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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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商鞅这一类的人，他们作为小国国民，更容易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去观察周边强国的，更能够审视全局。他们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就算有，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在战国时代，一个诸侯国的未来是由该诸侯国的国君已经贵族们来决定的】，那个诸侯国能够重用他们，能给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就忠于谁。就像吴起，先后为鲁国、魏国、楚国效力。

商鞅从小就好学，博览群书，特别是法学，专研历代法学家的著作，借鉴他们的经验。当商鞅学业有成后，需要一个舞台来展现他的才华，那么天下有那么多的诸侯国，他该选择哪个诸侯国呢，还是选择留在卫国施展自己的才华呢？

卫国不是一个合适的舞台，因为商鞅的身份，他出生于卫国王室，是王室成员，如果他在卫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就会被人认为是篡权夺位。另外商鞅坚信自己的理念不仅可以富国强兵，甚至是可以吞并天下。但是前提是需要在拥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实行。所以卫国就不符合商鞅的条件。

当时，整个天下就只有魏国是最符合了，因为魏国是一个很开发的诸侯国，不歧视外来人；其次魏国的比较强的基础实力。在这之前，魏国经历了李悝的变法。商鞅也是研究过李悝的变法理念，有很深的影响。

商鞅就奔向魏国。但是魏国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需要的是军事才华的人。尽管商鞅才华出众，也得到魏国的赏识。只是眼下魏国无暇顾及内部的改革，商鞅对于魏国来说，就是专业不对口了。

然而，秦国的秦孝公正在发布了求贤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国国君的诉求，正好是商鞅所有的。双方匹配度非常高，经过一番波折后，商鞅正式在秦国这个舞台上，施展他的才华。

作为的法家学者的商鞅，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所制定的新法中，没有看到仁慈。他制定的新法是颠覆性的，几乎把原先规章法制连根拔起。法令条文非常苛刻，例如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尽管这样苛刻令人不满意，但是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就会不择手段。

在商鞅的新法中，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他主张要“尽地力”，而且用政策来鼓励“治田勤谨”的人。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以前一直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卫鞅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

面对懒惰而贫困的人，商鞅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人，比如遇到这样的懒人，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一旦被充当奴婢，那么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人的行为都有一种习惯，当这个习惯受到外力发生剧烈改变的时候，人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产生抵抗心理。商鞅新法的推行从一开就阻力重重，遭到各个阶层的不满和抵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新的习惯就会形成。所以商鞅不会因为新法推行遭受阻碍就停止。为了解决最大的阻力，也就是来自于上层贵族和官员的助力，为此商鞅采取更加强力的手段，也就是暴力手段。

当新发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利，大家也就习惯并且适应了。秦国开始呈现出一副新面貌，“富国强兵”已经初现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