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可“三全”|“三全本”上新
来源:腾讯网 | 2022-12-19 20:28:40

《孝经 忠经》(三全本)

张景、张松辉 译注

978-7-101-15963-9


(资料图片)

24.00元

《孝经 忠经》的出版,对三全本丛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自此,三全本中的“十三经”单本终于出齐了。

《孝经》记载了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的言论,执笔整理者可能是他们的弟子,其成书过程大约与《论语》相似。

孔子圣迹图之杏坛礼乐

《孝经》被尊为“经”的过程,与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密切相关。西汉文帝时,开始设置《孝经》“传记博士”,《汉书·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其中就有《孝经》,使之具有了准经典地位。到东汉,不仅儒生要读《孝经》,光武帝还命令宫廷侍卫也要学习《孝经》。诸多史籍中开始出现包含《孝经》在内的“七经”说。刘师培说: “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厥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六朝时,皇帝、皇太子听《孝经》、讲《孝经》、注《孝经》成为宫廷最重要的学习活动。南朝齐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更直接将《孝经》列在了群经之首,提升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孝经》和《忠经》

我们中国人常常将“忠孝”二字连称,“忠”与“孝”二者在道德伦理方面具有血肉般的联系。马融在《忠经》的“序”中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说,自己就是受到《孝经》的启发,撰写了《忠经》这部专讲忠德的专著,因为一个国家不可以废除忠于君主的原则,一个家庭也不可以废除孝敬父母的道义,孝敬父母是忠于君主的道德根源,忠于君主反过来有助于孝敬父母,两者之间息息相通,相辅相成。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孝经》,却还缺乏《忠经》,于是马融当仁不让,效仿《孝经》的写作内容与形式,撰写了《忠经》。

在儒家十三经中,《孝经》是篇幅最小的一部,只有一万九千多字,列入“三全”出版,体量太过单薄,难以成书,考量《忠经》与它的不可割裂之关系,故将二经合体出版。

忠孝可以两全吗?

忠孝两难全,是自古以来很多中国人两难抉择的痛苦表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大家与小家,大义与私亲的天平两头,难免顾此失彼。但《孝经》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处在极端或特定环境中,忠孝是不难做到两全的。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告诉我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所谓的孝道,最初是尽孝于父母,然后是尽忠于君主,最终是立身社会、建功立业。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这是千载难逢的国家大典,然而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却因病滞留于周南(在今河南洛阳),无法从行。司马谈临死前,用《孝经》中的这几句话激励司马迁要发愤图强,以显父母。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皇皇巨著。司马迁不仅没有使“司马谈”之名尘封于历史的灰烬之下,而且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实现了忠孝两全。

三全本《史记》

作为反面典型汉梁孝王的故事,则具有某种警示作用。

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而且在抵抗吴楚之乱中立过大功,曾经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乐融融,梁孝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遗憾的是,汉景帝随口说出,又随即反悔的立储许诺,让梁孝王心生不满,做了一系列不法之事,这使汉景帝怨恨、疏远了梁孝王,再也不与他同车共辇了,也不许他久留京城。梁孝王最终因心情压抑,先于母、兄去世。不仅梁孝王自己为此短寿,而且给自己的母亲带来极大痛苦:“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史记·梁孝王世家》)

《梁园飞雪图》描画了西汉梁孝王之梁园的雪景

代入现代社会,作为普通人,辛勤工作,善待家人,为亲人争取更优渥的生活条件,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也就是做到忠孝两全了嘛。

《孝经》《忠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孝经》可以说是“十三经”中最受历代皇帝垂青的一部典籍了,甚至有些帝王还亲自下场,为之作注并颁行天下,比如东晋元帝、孝武帝,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唐玄宗甚至在天宝三载(744),“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这实际是把《孝经》视为治国要典、全民教材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孝经·孝治章》指出:“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这一观念对后世政治影响极大,历代帝王无不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

“孝”也是很多朝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西汉刚刚建立,就开始选拔“孝悌力田”之人了:“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汉武帝时,“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从此,孝廉就成为许多王朝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再到后来,人们甚至干脆把举人俗称为“孝廉”。

《忠经》是系统阐述忠诚之德的典籍,要求个体进行道德修养时必须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起点;对家庭也要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同样要做到精诚专一,这是履行忠诚原则的最终目标。其要点则落实在了忠君之上,即官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操守规范上。

《忠经》提出了为官处事立身三原则,“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强调为官者要具备三种素质,即身居官位要贤明,处理政事要公平,立足安身要清廉。这可以视为官箴思想的总结。后世编书家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官箴之书,将其与其他官箴书合集出版。比如“丛书集成”初编收入的《忠经 臣轨 朱文公政训 官箴 西山政训 求志编》。

明代戚继光将《孝经》《忠经》作为对将领进行军事思想教育的教材,他说:“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

北京古北口戚继光雕像

健康的孝道、忠德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人类的所有活动,无非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要想获取幸福的生活,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即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

在人际关系中,亲子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曾经,豆瓣有一个很火的讨论小组,聚集了一群在亲子关系中饱受挫折,寻求治愈的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由此可见,不平等的、情感勒索、道德绑架式的亲子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身心伤害会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曾经,我们将顺从视为孝,而把违背父母意志视为忤逆。其实《孝经》是明确反对不分是非处处顺从父母的。

《谏诤章》记载:“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 !是何言与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

曾子说:“我还想冒昧请教的是,做儿子的处处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可不可以算作孝顺呢?”孔子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这说的是什么话呢!……父亲身边如果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儿子,那么他就不会陷入不仁不义的事情之中。所以面对君主、父亲的不仁不义行为,做儿子的就不能不去劝谏父亲,做臣下的就不能不去劝谏君主,因此面对父亲、君主的不仁不义行为,做儿子、臣下的一定要敢于劝谏。如果做儿子的处处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哪里又能算得上是孝顺呢!”

《孝经》详细列举了孝行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一是日常要表现出对父母的恭敬,供养父母衣食时要表现出自己的欢悦,父母生病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忧愁,父母去世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哀伤,祭祀父母时要表现出自己的严肃认真。

对于“养则致其乐”,《论语》中孔夫子用了“色难”一词来形容做到之不容易。在跟父母相处过程中,能始终做到和颜悦色并不容易。反过来,做父母的,如果跟子女的相处过程中也能做到和颜悦色,不把孩子当成自己情绪倾泻的垃圾桶,而是能建立一种平等亲密而且松弛的关系,自可成为孩子一生的精神给养库、避难所,足以帮助他们抵御人生中的任何风暴。从父母身上得到爱的滋养的孩子,自会以爱的形式回馈父母。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因此,孝的底色应该是爱和敬,是健康和谐亲子关系中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表达和回报,而不是一种绑架式补偿。

《忠经》认为做臣子的最基本品质就是忠于君主,而忠于君主的行为不仅仅体现在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色直辞、临难死节这些事情上,更重要的是要运筹帷幄,治国安民,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应该奋不顾身地前去承担。植入现代社会,忠德对于建立诚信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个体而言,忠诚是一种责任、义务和操守。对于组织而言,则是凝聚力的体现,是组织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石。

家庭内部和谐有爱,社会按照诚实守信运行,人人忠于职守,坚守伦理道德底线,建立一个公平发展、和平发展的和谐社会就不会只是一个梦想。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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