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甸战役为转折，苏北地区敌、顽、我的三角斗争形势虽然还存在着，但重点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的战斗是既反“扫荡”，又反磨擦的两面作战，现在转为侧重反“扫荡”，反“磨擦”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是进入一九四一年后，苏北地区抗日形势的一个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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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长江下游的迅猛发展，摆脱了反共顽固派的阻挠，日本帝国主义者深感这一坚决抗日力量的发展，是对其实施侵略计划的一个严重威胁。于是企图以不断的军事“扫荡”来伪化我们这一地区，作为他的基本政策。

一月上旬，在南京的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泽田，命令原驻镇江地区的第十二混成旅团旅团长丸山，率领所部渡过长江，占据长江沿岸和运河沿线地区。丸山于一月十日亲自出马，指挥三千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扑向黄桥。其时，果裕、叶飞、陈王显、朱克靖和我正去盐城参加中原局和华中指挥部召开的高干会议。

华中局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示我们速回原防，发动群众投入反“扫荡”。要组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军民打击日军，尽可能把敌人牵制住，以破坏其北犯盐城的企图。

日军占领黄桥后，即向黄桥以南“扫荡”，奸淫掳掠，到处烧杀，并出动大批飞机对东台等地狂轰滥炸。候我们从盐城回到东台后，我曾到被炸最烈的几处地方—城隆庙、大圣寺、分司厅(老盐务衙门)等察看了一番，那些地方断壁残垣、碎砖破瓦以及烧焦的椽子门窗，触目皆是。据汇报，当时被炸死的几乎全是老百姓。政府立即在趴蚌庙施贩放粥。见敌机又俯冲扫射投弹，群众即四散躲避，躲到城陛庙前一家米店里的十数人全被炸死。其他几个被炸的地方，遇难者大多为老弱妇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扫荡”之前，即以威胁利诱的方式招抚土匪、流氓和顽军残部，大量扶植和发展伪军，达到他“以华制华”的目的。黄桥战斗之后，敌人即秘密威胁二李，劝其投降。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建立伪政权后，即派缪斌几次来泰州游说。

缪斌以汪伪“中央政府”要员的身份，代表汪精卫许诺对二李授予第二集团军重职。李明扬是个有民族意识的人，虽予接待，但表示拒绝投降。李长江与他的部下陈才福、陈中柱等出面商量“降汪不降日，军队不移防”，汪表示可以接受。李长江碍于李明扬不表示态度，也不勉强，由李明扬带一些部队去泰州以北之茅山、周庄一带仍挂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招牌。李长江与其部下全部投敌。有些人则持中立态度，另作主张把部队转移到乡下活动，以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决定。

李长江接受南京招抚倒向敌伪。他把投汪说成是权宜之计，眼前保存实力和地盘，将来一有机会，即行反正。

缪斌与二李的接触，尽管十分诡秘，泰山庙里这次会议也严格保密:然而终于泄露了。

正当我军在曹甸一带反磨擦之际，得悉李长江宣布投敌。陈毅经过研究分析，决定在日军尚未大举向苏北扬州、泰兴一带“扫荡”之前，立即撤出曹甸战斗，大军南移，进行讨李战役，先消灭李长江部。

刘少奇、陈毅等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经过研究，作了新的战斗部署。陈毅命令黄克诚部继续在盐阜地区监视韩顽，命令粟裕将“一纵”、“二纵”迅速撤回东台、海安一带集结，并从启、海抽调“三纵”一个团向泰州靠拢隐蔽埋伏。

另一方面，泰州的李长江部投降敌伪后，马上更换上汪伪军的旗帜，留在泰州。但二李长期合作共事，历史渊源关系极深，如今分道扬镰之后，仍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

李长江是二月十五日公开投敌的，泰州城里已扯起了太阳旗和汪伪国民党的青夭白日旗(旗上加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形飘带)。经过日军和汪伪派飞机侦察等手段证实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长江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凡随李长江投降的军官，个个加官进爵，而群众则愤恨咒骂但不敢公开反抗，一时泰州城如一座死城。

二月十六日，陈毅下达讨伐李逆的命令。粟裕为指挥，统率所部开始发起讨李战役，以伸张正义。部队经过动员后，即于十八日沿海(安)泰洲)公路向西疾进，每战皆捷，连克姜堰、石家棣、苏陈庄、塘湾、马沟等地。二十日拂晓，我军攻克泰州。伪军望风披靡，一触即溃，被俘三千余人，其余溃逃。日军闻讯立即东援泰州，我们即于次日主动撤离泰州城。

敌人乘我军主力西进讨伐李逆，后方空虚之机，于二月二十日开始第二次大“扫荡”。日军四千余人，率伪军数千，分别从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据点出动，先后进攻我海安、姜堰、曲塘等市镇，并向东“扫荡”我通如地区之马塘、掘港等地，企图一举消灭我新四军一师主力。我军民顽强抗击敌伪军的进攻，海安县城三失三复，争夺殊为激烈。我带领行政委员会警卫团和行署保安处等武装在东台进行阻击，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李长江的伪军打头阵猛烈进攻，我军坚持了两夭两夜，共歼敌伪数百人，敌无法前进。伪军陈才福急于向敌酋邀功，亲自组织“敢死队”向我阵地冲锋，被我军击毙。日军继续增援，并以飞机大肆轰炸。我军放弃东台，向沿海地区转移，一师二旅则埋伏在东台至盐城的公路两侧，但敌人占领东台以后，不敢再贸然前进。只是在两侧进行“扫荡”。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坚持长期抗战，我军在重创敌伪之后，主动转移到农村。根据刘少奇、陈毅的指示，部队分散，以团或营为单位，在封锁线内外跳动，采用蘑菇战术，与敌人转圈子，一有机会，就给予痛击，全面开展游击战争。

东台、富安、安丰、海安、姜堰一线被敌占领。我带领机关等转移到一仓河一带。我们人数不多，但坛坛罐罐不少，行动比较迟缓，一夜只走二十余里。敌伪紧追在后。我命令轻装，将不必要的东西尽可能丢弃，一部份文件秘密藏妥，每人打一背包，完全和作战部队一样，我的战马也用来驮必须携带的物资。这样，行军速度加快了，终于摆脱了敌人，到达一仓河。

当时，一仓河一带是十分荒僻的地方。我们到那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详细了解了当地的历史:这地方一向人迹稀少，明清时代犯人充军到这里煮盐，过的是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统治者控制极严，施行愚民政策，文化极端落后，生产方式也非常简陋。民国以来仍沿袭着这种状况。国民党的盐警对待老百姓犹如充军的囚犯，以致种种愚昧落后的现象长期不得改变。我们到达时，这一带还非常闭塞。人民生活水平极低，识字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封建迷信极浓，地痞流氓为所欲为，畅行无阻。不少人还拖着长长的辫子，这里的人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新鲜。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对他们很好。他们简直把我们当菩萨看待。我们的一些用品，老百姓从未见过。我带着一台缴获来的美制铁壳军用收音机，许多群众都来围着看。为什么这个匣子里有人在说话?警卫班的闹钟也引来一屋子的群众围观。为什么会“滴嗒、滴嗒”地响?感到十分奇怪。

我带了参谋和警卫人员去察看地形时，只见海边数十里不见人烟，遍地长着盐篙子，还有野牛、野鹿出没，给人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之感。

有一次，我们看到野地里有几个人在烧纸，哭泣。我问他家死了什么人。他们不理我们。经了解，是他们的耕牛死了。原来这里的灶民也种几亩地，算副业，养一条牛，几十年与牛相依为命。牛死了，就挖坟安葬，烧纸哭祭，历来如此。

当地的群众，有人生下来还穿鼻子，有人脚跺上套金属的圆箍，女的缠脚。乡保长就是土皇帝，谁也不敢反抗他。

老百姓主要是靠烧盐为生，一仓河、三仓河以西可以种些玉米，广种薄收，青黄不接时就只能以盐篙种子充饥。有少数渔民出海打鱼，每遇风浪，常葬身鱼腹。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国家穷到这种地步，心里实在难过。

我们在一仓河刚安定下来，就接到兴化沦陷的情况报告。

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委机关设在唐子镇附近。那里还有一师二旅六团的团部。二月二十二日突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仓促间，县长朱廉贻率领县政府留守人员向东转移。第二天，日军分派四艘铁壳船尾追。朱廉贻布置本地干部四散隐蔽坚持，自己带了许清照等几位科长到了东台附近的陈家舍，准备找行委机关会合，但已被强敌包围。兴化地区是水网地带，出门就是河，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相当困难。朱廉贻等一面狙击，一面撤退。由于地形不熟，陷入三面环河的和尚抒子。深夜突围，春寒料峭，河里有些地方还结着薄冰。朱廉贻等泅渡突围，不会水的同志有的淹死了。朱廉贻和许清照接连游过七条河，精疲力竭，上岸后在河堤旁背靠背休息。天亮时老百姓发现两人已冻僵，不幸牺牲了。

朱廉贻等同志的牺牲，使我非常悲痛。朱少年时曾与我同学，为人正派，精文词，工书法，很有才气。他从北京朝阳大学辍学后，曾一度到浙江桐庐县当过短时期的国民党县政府的代理县长。他任职期间廉洁奉公，深得群众称赞，但因此而为上司所不满。抗战开始，他弃官回乡任教，发动群众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和减轻人民的疾苦，遭到冷遇和攻汗，愤而赶到丹北访仙桥来找我，我叫他快些回去组织抗日武装，对国民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领导群众自己起来抗日。他在家乡声望较高，在其父亲朱渊的支持下，很快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即丹阳县的都观、白鹤、司徒三乡的抗日自卫团，简称观鹤抗日自卫团。

他父亲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爱国老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参议院议员，在丹阳人民中声望很高。他亲自写信给我，说要把廉贻托付给我，让他为抗日救国效力。我丹阳游击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时，我委他担任挺纵第六支队支队长。他很快发展壮大了队伍，把全州一带十几个乡的地方控制起来。以后他随“挺纵”北渡，挥师东进，做了大量工作。行政委员会派他去兴化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主力，肃清土匪，打击敌伪，又做了许多工作，很有成绩。想不到他竟以身殉职。

我听到噩耗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久，朱廉贻的妻子来苏北运他的遗体。她找到我，讲到日军“扫荡”上党、全州一带，逼迫她公公出来当汉奸，她公公坚决拒绝，指着日本侵略者怒骂，敌人一刀捅入他腹部，他至死不屈，壮烈殉难。朱廉贻的遗体无法运回江南，即在苏北安葬。后来，群众为纪念这位烈士，办了朱严师范(朱即朱廉贻，严为三旅七团团长严昌荣烈士)，并将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廉贻区、陈家舍为廉贻村。

朱廉贻等牺牲后，行委又委任蔡公杰去兴化担任县长。他是郭村战斗时出来的年轻干部，经验还较少，警觉性不高。他到聊后，有一青年找他，要求参加工作。此人与蔡同学，蔡轻信了他伪装的抗日“热情”，收留了他。其实此人是个汉奸，打入我政府内部进行破坏，为敌提供情报。致使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两次受到袭击，损失很大。蔡公杰仅带数人突围出来。用人不慎，又是一次血的教训。

海安沦陷后，韩紫石老人因避难，举家迁居海安以北三十余里的徐家庄。这里是水网区，较偏僻。陈毅命我以组织名义派人送去款项，表示慰问。韩紫石均以新四军抗日军费困难为由，酌收部分，其余仍退还政府。是年冬，陈毅考虑韩紫石的安全，与国民党元老黄炎培商量，请韩移居香港静养。哪知国民党顽固派侦知此事，有意识地将消息在报纸上透露了出去。敌伪即追索韩紫石，要他出任江苏省伪省长，企图利用韩的声望和影响来推行其“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

敌酋第十二混成旅团新任旅团长南部襄吉、汪伪政府炙手可热的特务头子李士群等，由伪苏北行营主任减卓亲自带路，从泰州赶到海安北乡，在徐家庄找到了韩紫石的住处，即命令随从的数十名士兵将韩家包围，然后求见。韩紫石避而不见，南部襄吉强行闯入他的卧室，韩拍案而起，责令敌酋退出堂前。

当南部提出要他出任伪职的要求时，韩紫石严辞拒绝说:“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南部异常恼怒，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直指老人的腹部，进行恫吓。

韩紫石平静地说:“吾八十老翁，死何足畏，馅敌图生，誓不为也，请即动手!”说罢，神态自若，闭起双目，对寒光逼人的利刃不屑一顾。

南部襄吉气得暴跳如雷，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此行乃衔上司之命而来，上司曾作过交代，不得随意伤害韩紫石。

据说，韩紫石见敌酋纠缠不休，即缓缓走回卧室，取出一柄短剑，双手握着竖举胸前，走近南部，淡淡地说:“你们欲逼我韩某于死地，可用此剑杀戮，请便吧!”

南部一看韩紫石手持的是日本天皇的御用之物，马上立正敬礼。这柄短剑系早年日本天皇赠予韩的纪念品。未料到在敌酋面前竟有如此威力。

韩紫石冷笑说:“你们好大胆子!你们天皇陛下对我韩某还有所尊重，你们却来胡搅蛮缠!你回去转告你们上峰，我韩国钧年老多病，不能再做事，也不愿再做事，以后不准再来骚扰!”

南部襄吉、李士群、减卓等不得不退出韩紫石的住所，悻悻而去。

此后不久，老人抑郁而死。弥留之际，还亲笔给陈毅写了信，对新四军抗战寄予深切的期望。他临终时对家里人嘱咐说:“抗战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

老人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是令人感佩的。

陈毅和我们得到韩紫石逝世的消息，都甚感悲痛。我们因反“扫荡”紧张，无法脱身，就请朱克靖代表陈毅、粟裕和我，赶往徐家庄祭奠爱国老人，并慰问其家属。

陈毅想到韩紫石的高风亮节，感慨系之，特地赋诗一首表示悼念:

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睡几人醒?

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

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阅墙争。

海陵胜地多人杰，信国南归又见君。

过了一段时间，情况有所缓和，盐阜各界人士一千余人，为韩紫石举行了追悼会。

陈毅撰写了一副挽联:

贤哲之亡，念江淮危局，藐藐吾怀若有失;

民心未死，忆商山故迹，悠悠君恨不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