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中旬，当辽沈战役还正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下一步具体任务，就已经被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

10月31日，中央从西柏坡致电“林、罗、刘”：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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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兵不解甲，马不卸鞍，百万雄师挟大胜之威，挥师入关奔赴华北战场。

1947年参军的孙德峰，离休前是广西钦州军分区顾问，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10师29团6连文书。

孙德峰回忆道：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刚结束，战士都琢磨着，这回连续打了两个月的仗，全东北都解放了，部队应该会好好休整一段时间了。哪不知，一道命令下来，我们4纵作为先期入关的部队之一，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疾速进关直扑张家口。

一路上强行军，沿途到处都是辽沈战役后被我军释放的俘虏。三个五个一伙，十个八个一帮，几十个聚成一群的也不少见，衣服褴褛像叫化子一样，都在往关里走。

部队到达康庄附近时，连着几天刮大风，尘土裹着骡马的粪沫子到处乱飞，被我们释放的俘虏中，不少伤兵得了破伤风。

那样的大冬天，那些把身体扭曲成各种奇形怪状在地上挣扎的国民党伤兵，看上去实在凄惨。

我们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给他们留下了不少食物和装满水的水壶，卫生员帮他们重新包扎伤口。

有个伤兵抱住我的大腿，不停地哀求，说八路兄弟，给我补一枪吧。

我只能安慰他，说你等着，后边有收容队，他们有医生，你再忍忍。

赵斌，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11师32团2营营长，离休前是黑龙江绥化军分区司令员。

赵斌回忆道：

部队赶赴张家口的沿途，一路上全是之前被我们释放的俘虏。见到我们部队，这些俘虏很自觉地让出中间的道路。我们队伍在中间行军，他们就走在道路两边。

我们32团有不少解放战士，由于部队刚打完辽沈战役就紧接着挥师入关，还来不及给他们配发解放军军装。这些解放战士仍然穿着国军服装，只是撕去了军衔，摘下了帽徽，少数人头上戴着狗皮帽子，那是我们东野大军的象征。

路两边的那些俘虏，看着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解放战士，眼里面全是羡慕。有个国军士兵看到我胸前挂着的望远镜，估摸着我大概是长官，就过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嗑，拼命套近乎，央求我把他收下。

这要是换作1947年以前，像这种主动要求加入解放军的，我也就收了。可现在不是那会儿了，你一不是专业兵种，二没有特殊技能，我收你干嘛？

这时候我们东野12个纵队，百万大军。每个步兵纵队4个师5万多人，炮纵全都是150、155的大口径火炮，特种兵纵队更是战车、坦克什么都有，就连汽车驾驶员都是人手一支“汤姆森”或者“司登”式冲锋枪。早就今非昔比了！

快到山海关的时候，一群释俘在路旁休息，这一路已经跟我们走熟了，看见我过来，点头哈腰地跟我打着招呼。

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倒是加把劲呀，快点走呀，再往前面，你们的部队敲锣打鼓正等着欢迎你们呢！

几个人一起看着我苦笑，咋可能呀，还能欢迎我们？等你们一到，他们很快也就会变成我们了，老蒋这龟儿子可把老子们害苦喽！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获悉东野大军进关，紧急把驻张家口35军的3000多军官家属先一步运回了天津。

其他部队也有样学样，包括地方上的达官显贵们，都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地将老婆孩子送往天津。当时的天津城，被天津老百姓称为“太太城”。

一时间，天津不光多了几千名太太小姐，少爷丫环。更要命的是，天津城成为了“败兵释俘集散地”，几万名被我军释放的俘虏全都涌进了天津城。

这些释俘来自五湖四海，不少人都是南方人，精疲力竭而且身上大都带伤，就都把天津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地。

截至1949年1月份，天津战役发起前，来到天津的溃兵和释俘已达6万余人。而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又对他们不管不顾，这些人没吃没穿还没住处，就开始在城里不断闹事了。

大街小巷到处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偷盗抢劫，打架斗殴，各种扰民。让本就已经处于摇摇欲坠，大厦将倾的天津，更加呈现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

更让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和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感到头痛和难堪的是，这些对当局极度不满的溃兵和释俘，竟然当起了我军的义务宣传员……

“东野大军太厉害了，国军根本不是对手。范汉杰不是，廖耀湘不是，他陈长捷更没指望了！”

“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

“我是新1军的，打小日本都没有怕过，但我真的怕了这些戴着狗皮帽子的队伍了！”

“不行了，天津守不住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口音，很快就在天津城中广为传播，军心民心一下子就乱了。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想尽一切办法都制止不了，傅作义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涌来天津的这6万溃兵和释俘，其中好大一部分是原60军184师和93军的滇籍官兵。

本来60军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海城起义，但184师550团团长杨朝伦却是一个死硬分子。杨朝伦率550团在大石桥接受改编的过程中，煽动叛乱，带着少部分人脱逃成功。

重建后的184师，杨朝伦任副师长，在梅河口战役中，被3纵全歼，184师第二次全师覆没，只是杨朝伦再次侥幸逃脱。锦州战役前，184师第三次重建，杨朝伦被范汉杰升为184师师长，继续负隅顽抗。

93军原是卢汉带去越南对日军授降的部队，1946年5月，由越南海防被美军海运到锦西葫芦岛，投入东北内战。

锦州城破时，杨朝伦第三次孤身逃走。93军军长卢浚泉被我军俘获，184师和93军就此覆灭。辽沈战役结束后，我军释放俘虏，这两支部队的万余名释俘就陆续逃到了天津。

本来呢，傅作义对这批滇军释俘根本就不想管，但这万余名滇军在天津把陈长捷搅得实在头痛，傅作义就让陈长捷把其中精壮的，没有受什么重伤的8000余人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

这8000余人虽然混了个编制，却也只是被圈在一起管吃管住，并不配发武器，实质上就是设了一个集中营，把他们集中起来看押免得四处散布流言，扰民滋事。

1948年12月中旬，为加强天津防卫力量，实在无人可用的陈长捷想到了这群释俘，遂向傅作义提出了建议。经傅作义申报，南京批准了陈长捷的建议，并恢复了184师师番号。

184师这是第4次重建，经过紧急整编，184师下辖550团、551团、552团，师部直属一个特务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炮兵营，外加一个通信连，全师近10000人，仍由杨朝伦担任师长。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外围展开攻击。打到12号，天津外围阵地基本上被我军清除干净。

唯独驻守在天津东郊东局子镇的敌第86军293师877团仍在顽抗，86军的前身是东北地区的数个保安团，1946年被杜聿明改编，合并为第86军，官兵大多是东北本地人。

293师是86军装备最好的一个师，877团又是293师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这个团死战不退，最终活着逃回天津内城的，只有一个半死不活的营长。

这个营长率领一个排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地堡里死不投降，我军往里面扔进去3根爆破筒，全排人死绝，只有他被震晕。夜里面苏醒过来，走一段，爬一段，天亮时分终于逃回城内。

这个营长已经被震成了聋子，嘴巴也说不出话来，877团的整个战斗过程，他是用笔写在一张纸上，向陈长捷报告的。

参加过天津外围战的东野老兵都讲，和敌人打了这么多年的战，新1军、新6军也算是够顽强的了，但和86军的这个877团比起来，新1军和新6军就啥都不是了。

不过呢，“最最顽强”的还是滇军184师。

杨朝伦的这个184师，已经是第4次重建了，官兵全都是老兵油子。东北三年，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至少被东北野战军俘虏过两次以上。

这些老兵油子的战斗技能和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但举手投降的经验，那更是没得说的。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后，184师防守天津墙垣的一线部队，刚与我军一接触，马上就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我军收缴他们武器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人枪膛里的子弹压得满满的，一枪未放。

东北野战军仅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战斗结束后，甄别俘虏时，被我38军、39军、44军、45军俘虏的184师官兵，其中的不少人和我军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军官兵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顽强”，战士们笑呵呵问道：你们184师可真够“顽强的”，倒底是有几条命呀？死死活活都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呀？”

我军官兵在笑，184师被俘的官兵也在笑，大家都在笑，一个184师的士兵自嘲道：“我这都已经是第4次当俘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