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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秋的‘盂之会’中，楚成王设计将自大而狂妄的宋襄公给当场擒获，原本楚成王以为可以凭借着这个‘战利品’来威胁、讹诈宋国，让在中原诸侯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宋国就此服软、并归附于楚国。

【资料图】

可楚成王万万没想到，宋国还有司马目夷这样的‘硬骨头’，居然毫不理会自己的胁迫，在楚成王率楚军押着宋襄公打到了商丘（宋都）城门外后，非但不顾及被俘的国君的安全，还强硬地向楚军表示：

‘我们宋国已经有新君了，这个旧的就送给你们楚国吧！’

楚成王对目夷的‘不要国君、只要社稷’做法一时抓瞎，想趁势打下商丘吧，又没有那个条件（楚成王是装作参与‘盂之会’去的，所带的军队主要是起埋伏、突袭宋襄公的所用，人数不多；因此这次押着俘获的宋襄公伐宋，楚军包围商丘的兵力确实不足以降服宋国，并且事前楚成王也没有制定以武力拿下商丘的计划，只想着以俘获的宋襄公来威胁宋国归附）；思前想后之余，楚成王只得扫兴地从宋国撤军，带着高级俘虏宋襄公，怏怏地返回郢都去了。

本来楚成王是将宋襄公是当做威胁、收伏宋国的筹码来用的，结果宋人直接改立了新国君，直接将宋襄公这个筹码给废了；楚成王费了好大的劲、前前后后付出了多少代价，最后只得到宋襄公本人这么一个杀也不是、放也不是、养起来也不是的‘鸡肋’，心情简直是郁闷死了。所以，回到郢都之后，楚成王干脆把宋襄公给安置到馆舍去住，远远的打发掉，免得看见他就生气。

可长期将一个‘大国’的国君给放在家里住着，这也不是个事（楚国倒是做过相同的事情：蔡国前任国君蔡哀侯，就是被楚军俘获，然后在楚国住了九年，最后在楚国去世；不过蔡国不能和勉强可称强国的宋国相比，蔡哀侯被软禁在楚国，也有他自己作死的原因在内），楚成王放了宋襄公不甘心，杀了他又怕引起诸侯公愤，长期软禁的话，寡人还不想出那份伙食费呢！

于是，心情很是不好的楚成王特地召集了楚国群臣前来商议，就如何处置宋襄公之事展开讨论，看究竟怎样才能将这个‘烫手山芋’给甩出去，又能给楚国带来一些利益。

商议中，楚国大夫申宜给楚成王出了个主意——举行‘献捷’仪式，让别人来帮楚国递一个‘台阶’，使得楚、宋两国都能比较体面地结束这场因为‘争盟’而产生的纠纷。但申宜所说的‘献捷’，并不是按照周礼中的规定——‘诸侯讨伐四夷获胜、应向周天子奏凯’的仪式，而是别出心裁的请楚成王向鲁国举行‘献捷’。

根据周礼制度，诸侯们作战获胜后，只能向周天子献捷，自周武王灭商建周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诸侯向另一个诸侯献捷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也没有接受过其他盟国的‘献捷’；但申宜为什么偏偏向楚成王提出，要国君向鲁国去献捷呢？

原来，申宜考虑到——楚国本来就和周王室关系极差，虽然之前有屈完在‘召陵之盟’后，奉楚成王之命特意去雒邑王都‘朝贡’过，还获得天子周惠王所赐的‘胙肉’，但这都是周天子在利用楚国的威势牵制‘称霸’势头越来越大的齐国，以作‘平衡’之用，并不是王室要与楚国修好，重建君臣之谊；这种情况，楚成王明白、周天子明白，就连诸侯霸主齐桓公也明白。

因此，如果楚国主动去向周天子‘献捷’、并请周天子出面来调解楚宋之间的矛盾的话，天子周惠王只会坐着看笑话，或者嘲讽挖苦楚国一方，甚至都有可能帮倒忙、拉偏架，故意偏袒宋国，导致宋国和楚国再次打起来；这就有违楚成王想要顺利甩掉宋襄公这个‘包袱’的本意了。

因此，申宜向楚成王建议‘献捷’改换对象，由周王室改为诸侯中‘王室宗邦第一、周礼仪制所在’的鲁国。

鲁国，是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后裔的封国，周公旦在兄长周武王驾崩后，‘代摄王室’，辅佐年幼的侄子周成王，制定周礼、平定三监之乱、修建‘成周’，是周王室的‘元勋功臣’；而且周公旦在代理摄政之时，也曾经代表未成年的周成王接受过诸侯的‘献捷’，因此，申宜建议楚成王向鲁国‘献捷’，就是借用了周公旦的身份和地位，将鲁国作为周王室的‘代理人’。

对申宜的建议和随后的解释，楚成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委派申宜本人为‘献捷’使者，携带着从‘盂之会’上缴获自宋襄公手中的‘乘车’（诸侯国君专用），以及随后攻伐宋国时所获得的军械、礼器、车马，专程前往鲁国，向时任鲁国国君鲁僖公进行‘献捷’。

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楚成王，居然毫无先兆地突然派出使者，向自己这个地位相同（其实鲁僖公还要高两级，鲁国是侯爵，而楚国按照周王室的赐封，只是子爵）的诸侯来‘献捷’，这把一向恪守礼制、谦虚谨慎的鲁僖公给惊吓得不轻，对到达鲁国、拜见自己并提出举行‘献捷’仪式请求的楚国使者申宜连连推辞，直言寡人受不起这种‘礼敬、尊崇’，贵使还是转道去雒邑向天子‘献捷’的为好。

面对莫名其妙、哭笑不得的鲁僖公，申宜早就有所准备，于是当面向鲁僖公细述，并将楚成王请求鲁国出面来调停楚、宋之间矛盾的意思给解释得明明白白，这次之所以向鲁国的‘献捷’，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鲁僖公虽然不是什么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总还是有那么几分精明、圆滑，处事的水准在诸侯的平均值以上，再加上申宜的解释，鲁僖公当即明白了这是楚成王拉不下面子、也不屑于去和周天子套近乎，让王室来做楚、宋之争的‘仲裁者’、和稀泥，所以才找到了自己这里，还费尽心思的搞出了实在不符合礼仪制度的‘献捷’之举。

既然猜出了楚成王的意图，要是再拘泥于周礼制度而拒绝了楚使的请求的话，虽然鲁国距离楚国比较远，鲁僖公不怕楚成王恼羞成怒之后率楚军千里奔袭伐鲁，但结善缘总比结仇怨要好，况且还能帮助宋国和宋襄公就此脱难，鲁僖公当即决定可以出面来做这个‘调解人’，为楚、宋两国化解矛盾。

不过，鲁僖公还是向申宜表示——请贵使将此次带来的‘献捷’之物给带回去吧，寡人确实是受不起，也不敢承担因此带来的‘僭越仪制、觊觎王室’责任。

既然已经和鲁僖公谈妥了出面调解之事，那么礼品收不收，这就不是大事了（正好还省了一笔开支）；因此，申宜在辞别了鲁僖公之后，兴冲冲地带着原封不动的‘献捷之礼’返回了楚国，并向楚成王汇报了鲁国已经同意调解楚宋矛盾的好消息。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即鲁僖公二十一年）的十二月，应楚成王的请求，鲁国出面充当了楚宋矛盾的调停人，邀请各国诸侯（也就是陈、蔡、许、郑这些楚国的盟国，以及楚成王本人，和被楚成王带来的、实际上还是楚国俘虏的宋襄公）在宋国的薄地（即亳地，安徽亳州至河南商丘之间某地）举行盟会，一起‘商讨’怎样化解楚、宋之间的矛盾。

由于是事先就说好了‘流程’的原因，所以鲁僖公的‘调停’行动非常成功，诸侯们都没有异议（楚国在背后安排的），楚成王也假模假样地把宋襄公‘请到’盟会现场，毫不客气地将这个‘自大狂’给狠狠地‘训斥、教育’一番后，再“顺水做人情、就坡下台阶”，以听从鲁僖公的劝解为理由，就此释放了宋襄公。随即，诸侯们也在讪笑中各自回国，‘薄之会’顺利结束。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冬，十有二月癸丑，公（鲁僖公）会诸侯盟于薄，释宋公（宋襄公）。’

宋襄公被楚国释放后，因为当初被楚军裹挟至商丘城下时，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庶兄、宋司马目夷驳斥楚军的话：“我们宋国已经有新国君了！”，同时，自己在盂地被楚人抓住时，也曾经要求目夷逃回国去，代替自己‘守护国家’（就是接替自己继任宋公）；所以宋襄公既羞愧又茫然，实在不好意思回国去和目夷争夺国君之位，于是便跟着帮助自己脱困的鲁僖公去了鲁国（一说是跑到卫国，投奔舅舅卫文公），打算就此在鲁国流亡算了。

让宋襄公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内代理国政的目夷得知不靠谱的弟弟已经被楚人释放、且暂居在鲁国后，立即派人赶到鲁国，把宋襄公给接回了宋国，并亲自出城，以迎接国君的礼仪将宋襄公迎进商丘城，重登君位。

在迎接宋襄公回国时，目夷诚恳地向他解释说：

“当初，臣之所以对楚人声称‘宋国已改立国君’，其实就是以此来粉碎楚人想要借着国君您的名义，来逼迫我们宋国投降的阴谋，是骗楚人的；如果臣不这么做，宋国就会被楚人所讹诈成功，商丘也会陷落，估计国君您的位置也难保（楚国很有可能改立傀儡）；宋国自始至终就没有改立过新君，您依旧是我们的国君，臣只不过是尊奉您的命令，代掌国政而已。现在，您回来了，自然该将社稷宗庙还给您掌管，请您继续带领我们！”

对兄长的大公无私之心和忠君爱国之情，宋襄公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拉着目夷的手痛哭流涕，激动万分，对目夷当初为了保护宋国（和自己）的安全而欺骗楚人的“假称更立新君”做法根本不予计较（也没脸去计较）。

就这样，在目夷和宋国群臣的无私拥戴下，当了小半年楚人俘虏、实际上已经失去宋公之位的宋襄公，终于安全回到了宋国，并由目夷率群臣簇拥着进入了商丘，重回宋国国君之位。

多说一句————目夷和宋襄公，才是最经典的‘兄弟君臣相处’的典范，这也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准和为人品质有多高；相比之下，两千年后另一对有着相同经历的帝王兄弟——‘大明堡宗、瓦剌留学生’和他那‘不改立亲子为储、绝不罢休’的弟弟之间的故事，就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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