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之研究

2020年第47期

(资料图)

总第四十七期

文安之同人录·亲朋篇

江南才子张明弼

将张明弼收录于《文安之同人录》亲友篇，源自其《萤芝集》中有三首诗目直书文铁庵的，仅此亦见交情颇深。

其一：月华和文太史铁庵

闻道金秋气，能令水魄清。流华徒欲揽，委素自长盈。江静精神出，山空意态轻。余光如可赠，人近凤凰城。（《萤芝集》卷五）

其二：还自海岱门书呈文铁庵太史

朝策黄羸马，经过海岱门。忽逢高轩客，羽葆遮晴暾。彤驺呼似鬼，四逵寂不喧。驱人下马立，拄鼻向粪垣。离披失衣履，复恐遇后轩。尘埃谅难问，谁令落墙藩。叹息驱马返，欲语气复吞。丈夫未荣达，慎莫离故园。（《萤芝集》卷五）

其三：还自燕谒南雍小司成文铁庵先生

西风一叶下金台，客路高吟神鬼哀。词赋空怜投北去，文章依旧渡江来。貂裘惨澹愁无地，铃索深严喜有媒。君昔爱才数滴泪，雨花应洒故人杯。（《萤芝集》卷七）

这三首诗均由枝江籍周德富先生提供入载《明末宰相文安之》（2017年11月版，夷陵区委宣传部、宜昌市文安之研究会、夷陵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清乾隆二十八年《东湖县志》（宜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11月校注本）卷十七“人物志”中亦有附载。

就诗目而言，第一首《月华和文太史铁庵》，意寓借月光奉和太史文安之。和，指依照别人诗词的题材和体裁做诗词，有唱和、酬和等义。文安之号铁庵，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点翰林，由庶吉士授检讨不过三年时间，检讨位次编修，与修撰编修同称为史官，一并别称太史。月华，泛指月光、月光。有道是“春花秋月”“花好月圆”，秋天的月亮又圆又亮。故诗中有“金秋”“月魄”句。金秋，即秋天。我国古代，把世间万物看成由金木水火土构成。木主管东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与夏季，金主管西方与秋季，水主管北方与冬季，土主管中央。以易经八卦而言，震东兑西，一春一秋。八卦之中，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水魄，即月魄，泛指月亮、月光。道教术语中亦以日为阳，称日魂；以月为阴，称月魄。从这首诗中可以想见，太史文安之曾赋诗于张明弼，别后某个秋夜，张明弼感怀而和诗，犹如现今歌词“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般，情景交融地表情达意。最后一句“余光如可赠，人近凤凰城”，可以理解为：如果充足的月光可以相赠，那么想念的人也就天涯咫尺地近在凤凰城了。凤凰城，今湖南湘西、江苏泰州和广东汕头等地都有凤凰城。《东湖县志》（校注本）注释为“广东潮州的别称。当时的揭阳县是潮州的属县”，盖因张明弼当过揭阳县知县。此说存疑。盖因史料载其出任时间是在崇祯十年（1637），而此时文安之在南京国子监任司业已经八年，并在这年晋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若说是以旧职务习惯称呼，但第三首诗目却又是“南雍小司成文铁庵先生”。据此推测，第一首诗作时间至迟也在崇祯二年文安之复出之前。

从第二首《还自海岱门书呈文铁庵太史》也可知，“还自”指诗人从海岱门返回后写给文太史的。海岱门，在京城南城东端，有能望到大海和泰山的意思。据载，明代朱棣迁都北京时将元代十一座城门改成九门，其中的文明门被改称为崇文门，不过在私下里，老百姓还是称此门为哈德门，直到1968年拆除。因崇文门外是向皇城内运酒的专用通道，又被称为“酒门”；因举子进京赶考必经此门，又被称为“幸运之门”；因明清时期在此设立税务司，又被称为“财富之门”，所以海岱门颇具声名。文安之是天启二年考中进士后馆选入翰林院的。会试三年一次，张明弼若是赴京赶考而“还自海岱门”，当在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而据史料所载，张明弼比文安之年长七岁，崇祯七年（1633）才乡试中举。不过在此之前，张明弼已是声名远扬，天启六年(1626)因作《獝狂国记》，影射当权的宦官魏忠贤，几乎获祸。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张明弼作文隐指阉党，显然在天启年间进过京城，有所耳闻目睹。从其诗文也可见，“忽逢高轩客，羽葆遮晴暾。彤驺呼似鬼，四逵寂不喧。”高轩客，借指有权有势者。高轩，即高车，贵显者所乘。羽葆，本指帝王仪仗中以鸟羽联缀为饰的华盖，亦泛指卤簿或作为天子的代称。此处当指“高轩客”的仪仗队气势恢宏，冠盖可谓隐天蔽日，有不逊天子出行的意思。正是因为奸臣当道，诗人才“叹息驱马返，欲语气复吞”，并以“丈夫未荣达，慎莫离故园”相劝共勉。荣达，指位高显达。张明弼科举不顺，太史文安之本来有“馆阁中咸以公辅期之”（清《宜昌府志》传记）的声名，却在翰林院只干了四年就“以忤魏忠贤削籍”（王夫之《永历实录》传记）。天启六年至崇祯元年，文安之在野为民。所以张明弼在看到时局日非的情况下，油然而生“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告诫自己，也是劝慰故人，共勉日后要谨慎些，不要离开自己的家乡。

再看第三首《还自燕谒南雍小司成文铁庵先生》，诗目就是从燕都返回后拜见南少司成文安之。明时有南北二雍，南雍即南京国子监。国子监主官祭酒，副职司业，拟古官名又分别称大、小司成。小司成亦作少司成。文安之于崇祯二年（1629）复出为南小司成，及至崇祯十二年才晋为南大司成。其间，张明弼于崇祯六年(1633)中举，崇祯十年中进士，并出任广东揭阳县令。这首诗作时间当在他金榜题名之后，其末联“君昔爱才数滴泪，雨花应洒故人杯”，意谓张明弼早年科举屡试不爽，爱惜人才的文安之情到深处也不由得潸然泪下；也是因为文安之的勉励和帮助，张明弼终于获得丁丑科金榜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抚今追昔，自是感激莫名。“雨花”一语双关。雨花，有“雨中的花”之义，如唐李绅《真娘墓》诗句“愁态自随风烛灭，爱心难逐雨花轻”；也有“雨水飘散时的小水花”之义，如唐刘长卿《题灵祐和尚故居》诗句“风竹自吟遥入罄，雨花随泪共霑巾”。雨花，也借代南都。南京的雨花台一带，在越王勾践时就成为江南登高揽胜的佳地。雨花台因雨花石而名，雨花石以“花”为名，花而冠雨、美丽迷人。故人杯，类如明月杯。把盏言欢，举杯开怀。南北朝谢眺《离夜诗》有云：“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就是表达诗人对故人的离别感到不舍及对这份友情的珍惜。

诚如李白诗所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与汪伦的友情，后世无从稽考。文安之与张明弼的友情，今人也难语焉其详。百度百科可知：张明弼（1584～1652），字公亮，号琴牧子、琴张子，南直隶镇江府金坛县（今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广东揭阳县令，政绩卓著，秩满，被谗谪为浙江按察司照磨（照刷磨勘的简称，正九品），群议不平，始调台州推官（各府的佐贰官，正七品）。年逾，擢户部陕西司主事（从六品），愤马士英、阮大铖当国，不赴。早年师从曹大章，古文诗赋名重一时。与冒襄等五人义结金兰，为复社重要成员。天启六年(1626)因作《獝狂国记》，隐指魏忠贤，几乎获祸。其《避风岩记》为散文名篇。著作除以上外，还有《兔角诠》《萤芝集》《萤芝全集》《萤芝新集》《榕城集》《雾吐(唾)集》《杜单集》《蕉书》等。

据网载，有称揭阳县令冯元飚于明天启七年（1627）建涵元塔至一半因升迁而工程停工，后县令张明弼接手续建时说：“崇祯十年，邑人张明弼擢进士，捧檄督工，募捐资财，至十三年竣工”。作者错将张明弼说成是揭阳县人，但所提及的县令冯元飚，却是文安之的生平挚友。文安之的女婿毛寿登在为岳父写墓志铭文时有称“生平交最笃”中有“冯公元飏”“冯公元飚”。冯元飚与冯元飏是亲兄弟，浙江慈溪人，都是天启元年（1621）中举，次年同赴京城会试，元飚中进士，元飏落榜后在崇祯元年中进士，《明史》俱有传。冯元飚（？～1644），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榜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初知广东潮州府澄海县，天启六年（1626）调任潮州府揭阳县令。史料表明，冯元飚在揭阳任职时，颇有政声，曾主持建造涵元塔、韩祠、五贤祠、进贤门等名胜古迹。据此而言，冯元飚在任揭阳县令时，已经丢官为民的文安之和张明弼一同到过广东，游过凤凰城，也是不无可能的。

附：勤政亲民的揭阳县令（明代）张明弼（网名“故乡の云”撰）

明崇祯间，揭阳县有位县令名叫张明弼。由于史料缺乏，人们对这位明末县太爷的生平、履职揭阳的情况知者甚少。……张明弼（1584～1652），字公亮，号琴牧子、琴张子（因其擅弹琴，故自号）。明南直隶金坛县人。天启六年（1626）因作《獝狂国记》，影射阉党魏忠贤，几乎获祸。崇祯六年（1633）乡试中举。崇祯九年（1636），他与金坛吕兆龙、海盐陈梁、漳浦刘履丁、如皋冒襄拜盟于南京眉楼，矢志反对阉党余孽、改革弊政，并以名节自立，成为进步团体复社重要成员。崇祯十年（1637）五十四岁时始成进士，授广东揭阳县令，政绩卓异。秩满，“抚、按交荐”（明末李清《三垣笔记·中卷》语），但吏部尚书郑三俊听信谗谮，竟夺一级，将其降为浙江按察使司照磨署杭州推官。因群议不平，始调升台州推官。南明弘光元年（1645），擢户部陕西司主事，愤马士英、阮大铖当国，不赴。入清保持名节不仕，归隐从事著述。清顺治九年（1652），他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9岁。张氏才华横溢，擅诗文，通六经，精音律，善弹琴，有“金沙才子”之誉，其古文诗赋于明末名重一时。黄道周称其为“江南第一才子”。其系明末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学者，平生著述丰赡，著有《兔角诠》十卷、《萤芝集》三十二卷、《榕城二集》（也称《榕城集》）五卷、《雾唾集》四卷、《肚单集》（不明卷数）、《蕉书》三十卷等。

张明弼任揭阳县令六年，清康熙《江南通志》、乾隆《镇江府志》、光绪《金坛县志》赞他“多异政”，雍正《揭阳县志》说他“政令明敏”。揭阳先贤郭之奇将其比为东晋善于治理的河阳县令潘岳。黄奇遇则称他“兴革利病，心力交殚”。……此外，张明弼续修涵元塔，为揭阳增添风光胜概、延续文脉做出了贡献；重视文化教育，扶掖年轻学子，推荐青年才俊，还两度带领揭阳县诸生参加广东乡试；撰著并刊刻了诗文别集《榕城二集》五卷，为后人研究揭阳乃至潮汕、岭南历史文化留下了诸多难得的历史信息。

有关史料显示，张明弼在揭任县令期间，既是一位勤政亲民的清官，也是努力实践“复社”进步主张、以改革弊政为己任、政绩卓异的反腐斗士，其在明末腐败黑暗的官场中称得上是个异数。虽然这位在揭“兴革利病，心力交殚”的七品芝麻官，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不了腐败的明王朝颓亡的命运，但他在揭阳享有较高民望，受到百姓好评拥戴，曾两欲辞职“解任”，数千乡民到道、府衙门号哭请愿要求其留任，“十一学诸生揭榜通衢”对其进行挽留。他深得民心的事迹，受到时人怀念。清代江苏《镇江府志》和《金坛县志》均说他“秩满，荐书十上。冢宰郑三俊信谗，竟夺一级”。雍正《揭阳县志》也说他“以忤当道降照磨”。像他这样的人，本应升官，但因得罪权贵，不断有人对他造谣毁谤，向朝廷告黑状，最后在朝廷对地方官进行考察时，昧着良心将其定为“下下”等次而降职。此种不公正的结局，系明季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生动写照。南明弘光朝廷迫于舆论虽升其官，但他耻与当国权奸为伍，愤然告归，入清后拒绝出仕，足见他具有傲骨铮铮的正直品格和难得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