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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大家钱穆说，写下来的“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记·伯夷列传》作为正史列传之首，自司马迁始，历代史家对隐逸人物的记述、推崇蕴含着中国史学的精神力量。“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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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孤竹国王子，让国而逃，投奔周文王，不幸西伯昌死武王即位，率兵伐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伯夷、叔齐居然勒住马头，痛斥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此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终至饿死。临死作《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叔齐，不过是“岩穴之士”，史学家却能发掘他们的隐逸之迹。始为“隐逸人物”的作史，成为中国史学一个重要的精神传统。钱穆说，就“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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