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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是记录和写作历史的专职人员，并非只是简单记录，而是参与了历史事件的考察，历史人物的考察等工作。在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中，史官实现了对历史的征服。

人们认为的历史就是史书记载的历史，还有人幼稚地以为野史笔记也是历史，其实只要是历史就一定是人写的，只要是人写的，就一定会有不忠实于现实的记录。最早的史官只是负责记录，做忠实的记录。而所谓忠实的记录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记录，并不会用别人的语言记录。如此一来，他们要对自己的语言有着十足的自信，还相信能够把事情记录清楚。虽然很多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只是编年之后的粗略概括，甚至只是一种流水账式的记录，但聊胜于无，总比什么都没有记载要好得多。这种记录类似于历书的记录，只是记录流水账，甚至要从里面演变出谶纬迷信的思想，也就偏离了历史的主体。

史官自认为忠实记录的背后除了对自己的自信，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语言描述，而缺乏细节的从官方角度记录的历史，很多都乏善可陈，甚至只是记载一些年代和事件，却没有多少看头。难道仅仅供那些有考据癖的人查询方便？或许有那么点意思。记载饥荒，就只是记载某年某月，哪些地方禾苗出现问题，或者遭了旱灾，或者被水淹，或者被老鼠啃了，出现饥荒。根本没有具体人物，也没有什么具体细节。或许，后代的很多野史笔记就是从此生发开去，补充了人物和细节，也就显得比较实在了。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做背景，故事当然能迷惑很多人了。后代的武侠小说家们大多有这种借鉴，只是借鉴了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上虚构武侠人物，升华到家国层面，就能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居然还能拍成很多电视连续剧。其实，起根本性作用的仍然是历史背景。剔除了历史背景，那些以历史背景为依托的武侠小说就什么都不是了。

从董狐直笔到春秋曲笔，其间经历了史官被强权胁迫的事件。毕竟，史官也是人，也会受到强权的胁迫，为了讨好皇权，同时不失历史真实的面目，就用了曲笔。这种曲笔本身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处理方式，也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必备技能，却给后世的史官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为尊者讳成了历史记录的大问题，即便是当朝的史官修前朝的历史，也一定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当权者讳。那么，所谓的历史就在史官们的笔下被征服了。

史官原来只是忠实纪录历史事件，发展到后来的体例完备，选择性叙事，选择性丰富细节，选择性记录王朝的历史，也就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史”字的原初意义，仅仅是抄写员或者档案工作者，后来才有了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和甄别工作。尽管史官们参与记录历史事件，还对一些历史事件搞了区别对待，有选择记录，但并没有历史学家的考证功夫，也没有真正对历史事件加以科学化考察，甚至有时候是人云亦云的纪录，充满了一种谶纬迷信思想，还还有为前朝遮羞的思想，以免影响当朝的历史修订和人伦道德。甚至很多历史事件要暗合了占星家的预言，暗合了历史周而复始的循环理论，暗合了某些史官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也就不足为据了。

《史记》中有很多神话记录，还有很多传说，本身并不可靠，但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对于小说家言，神话和传说有价值，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只能从里面悟透一些隐喻意义，却对于真实的历史没有什么大的帮助，还是考古学能说明问题。虽然后代的很多历史研究者充分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史实记载，还是有意见分歧的。一九七五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秦代历史的一系列新课题，似乎与《史记》记载有出入。二零零九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据学者推测，其抄写年代“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宜帝。”恰好与司马迁生活的年代重合。这些新的竹书，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应该都有寓目。只是，竹书中记载的事件和《史记》有所抵牾。随着秦汉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还会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现，让人们看到更多和《史记》不一致的资料。那么，当时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是不是对历史事件动了手脚？

从《史记》的文学色彩方面来看，似乎已经动了手脚；从司马迁当时的处境来看，似乎受到而权力的胁迫，不得已对历史动了手脚。后世的史官们大多如此，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弄成了所谓的历史。看来，史官们真的征服了历史。或者说，史官背后的权力征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