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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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78期

总第七十八期

文安之同人录·同袍篇

兴平侯党守素

党守素（生卒年不详），陕西同州合阳（今渭南市合阳县坊镇乡灵泉村）人。其父母早亡，少有所学，年及弱冠时，农闲赶毛驴往返于陕北贩盐。一次，驴盐都被盐吏没收，并身遭拘押数日，返乡不成，遂投闯王李自成义军，累功升至“威武将军”。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军制五营设权将军二名，其中刘宗敏所辖的中权亲军有“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威武将军党守素副之”。《绥寇纪略》（明末清初吴伟业撰）载：“自成诸子锦、自成妻之弟高必正皆居帐中，号亲信，李岩为中营制将军……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又威武将军党守素……此其中权将军也。”“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封子男。”有称党守素加封“载侯”，镇守兰州。依据时为崇祯末期国子监祭酒的吴伟业的表述，党守素此时爵侯不足采信。

网载《中国传统村落灵泉村》有云：“合阳县灵泉村位于县城以东15公里的黄河西原……党氏祖祠现存两座，一为老祠堂，一为南祠堂。老祠堂……整体保存完好。据民国12年（1923）重修党氏祖祠碑记，祠堂创建年月无考，仅留明天启间三代祖宗碑记和乾隆间上梁铭文，现存结构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修……老祠堂以其完好的结构，被《白鹿原》等多部电视剧选为拍摄场地，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副主任、合阳籍李静慈先生（已故）考证，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大将党守素，是灵泉村人。党守素被封为威武将军，曾镇守兰州，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党守素与李过、高一功等随高夫人归明抗清，后同刘宗敏、刘体仁等辗转鄂、陕、川边界坚持抗清斗争，以致在陕南大山中隐姓埋名，消声隐迹。至解放前，（灵泉村后巷南边中间）党氏分祠堂还挂有李自成大顺政权为党守素赐予的‘开国元戎’匾额，党氏族谱上有党守素的名讳。《合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党守素传略。”

甲申国变后，党守素随着败北的大顺军南撤至湖广，后加入联明抗清的忠贞营阵营。当年大顺军南撤时有东西二路，党守素是随哪一路南下，史家也各说其词。《南明史》（顾诚著）中的记载就有出入。如在第四章“大顺政权的覆亡”第二节“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中有云：“李过、高一功率部撤离陕北，是在李自成放弃西安以后，从延安到西安之间有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已经不可能按李自成南撤路线行进，因此，他们采取向西转移，先到宁夏的惠安堡，然后会合了镇守西北甘肃、青海（当时为西宁卫）等地的大顺军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等部一道向南撤退。”而在第十章“大顺军联明抗清”第二节“李过、高一功等部改编‘忠贞营’”中又有云：“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李锦（即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四月间经四川省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即西陵峡一带）。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六月间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七月二十日，李锦、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九营会攻荆州……八月间，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营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却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相当困难。”

党守素融入忠贞营后，封官加爵无足为怪，然则有称“合营授总兵，封兴平伯，晋侯”。百度亦可知，“高杰（？～1645），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投降明政府后参加对农民军的追剿，升任总兵官。明朝灭亡后，在江南拥立福王朱由菘登基，被封为兴平伯，与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并称为江北四镇。”风云一时的高杰才死不久，“兴平伯”的爵号就落到党守素身上，姑不论犯忌，也令人犯疑。至于晋侯之事，当在文安之入阁为相之后，因文相奏封的诸将多为加官晋爵，如列前的王光兴和郝永忠，先前已被朝廷封侯爵，故晋封为公爵，倘若本就侯伯之爵，仅仅变换一个名称而已，无异多此一举。党守素侯爵冠之“兴平”。陕西关中有兴平县，古属雍州，是犬戎族聚居之地，故称“犬丘”。犬丘最早的是西周懿王时期的都城，秦时更名“废丘”。党守素系关中平原人，大而言之也“爵出有名”；顾名思义言之，“兴，举起也；平，舒缓也”，兴起而安平之意。衰而始兴，废而始兴，否极泰来。《周易》泰卦爻辞有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谓平夷变险坡，天地阴阳消长之道。又穿凿附会，守素之名，保持素志之意，持守平素之本，亦谓别有情趣。

据《小腆纪年》（清·徐鼒）卷第十七所载：“庚寅、我大清顺治七年（一六五○）春正月（明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乙卯朔，明桂王在肇庆府。”“五月，明郧国公高必正、兴平侯党守素、南阳伯李元胤朝于梧州，诏严起恒入阁。/时兴国公李赤心已死，兵权归必正、守素二人，以兵五千入卫；于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郊迎四十里，牛酒犒师。必正大悦，贞毓欲藉以倾起恒，为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严起恒。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语即决矣。’庶吉士钱秉镫，起恒门生也，时在坐；笑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反力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大悟。次日对水殿，言‘起恒虚公可任，金堡等处分过当；请手敕追还起恒入阁。’”“六月，明文安之朝于梧州，命入阁办事。”

文安之拜相之后，同年（1650）十二月又自请督师获准，永历帝加封文安之和诸将公侯爵。据《存信编》（清·沈佳）卷三记：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两部尚书、督师经略川秦楚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封王光兴荆国公、郝永忠益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李来亨临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宝宜都侯、马云翔阳城侯、郝珍岐侯、李复荣渭源侯、谭弘新津侯、谭诣仁寿侯、谭文涪侯、党守素兴平侯，从文安之之请也。”《小腆纪传·永历》亦有载：“我大清顺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一）春正月（明永历四年十二月）己酉朔，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军务，齐敕进王光兴等十六营爵皆公侯。”所谓“十六营”，大约概数而已，细加对照，封赐名单中尚差二位。抑或是作者笔下省略，抑或是无考照抄，抑或是人为刻意忽略。《南明史》的“忠贞营北上夔东”一节中就有云：“王夫之在永历朝廷中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极低，当其处境困难时，郧国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样心存畛域，拒绝与忠贞营将士往来，因此，尽管他在所著《永历实录》中为高必正、李赤心、李来亨等人作了传记，却往往根据传闻，人名和情节常有错误。”

从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来看，永历四年（1650）五月，“高必正、党守素入见，请趋严起恒入直，从之。起恒拜表，去，敕追还，趋陛见，起恒称疾益亟，不允。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必正请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奉上亲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七月，大学士文安之入见，敕入阁，典机务。安之力辞，请敕往荆、夔号召王光兴、刘体淳等，诏从之。”从上述记载即可窥，文安之奏请封将时，高一功统帅的忠贞营尚在广西境内，并开始移军北上，党守素显然不啻副帅。史料也可考，李赤心因抱病在身，忠贞营很长时间由高一功领军，李赤心病卒于是年。高一功此前已封公爵，此次党守素封侯列后，个中又抑或是高一功和党守素锋芒过露，连皇上和相国文安之也别有隐衷。如《南明史》“忠贞营的北上夔东和所谓‘白毛毡贼’”一节中就有云：“永历三年冬，忠贞营到达广西南宁、横州一带，大将有李过、高一功、党守素、马重禧（改名马腾云）、张能、田虎、刘国昌、刘世俊等。不久，李过、张能、田虎等先后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贞营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忠贞营的处境相当艰难，在广西永历朝廷统治区内，他们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的歧视，又遭到镇守南宁、庆远一带的庆国公陈邦傅的猜忌。只是由于忠贞营兵力还比较强大，南明广西当局才对他们无可奈何。1650年，清孔有德、尚可喜、耿继茂三藩兵进攻广东和湘桂时，高一功和党守素曾率领精锐五千兵马到行在朝见永历帝，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改变勋镇割据的局面，财政收入和官员任命都应该由朝廷统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兵力救亡图存；一是以忠贞营为主力东救广州。他们的主张得到一部分比较正直的永历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诸帝大抵都是托身于军阀，连掌握了部分兵权的大臣如何腾蛟、瞿式耜也沾染‘勋镇习气’，一味拥兵据地自重，以邻为壑，从来没有全局打算。尽管当时形势已经相当危急，无论是‘东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还是‘西勋’（庆国公陈邦傅以及瞿式耜节制的将领）都惟恐忠贞营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权势，于是想尽办法加以反对和破坏。/鲁可藻记：永历四年（1650）五月，‘忠贞营高必正、党守素奉召援东，见朝。久之，复还南宁。’六月，‘加高必正、党守素总统御营兵马，各佩大将军印，援东’。王夫之也记载，五月‘高必正、党守素（自南宁至梧州）入见……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必正请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奉上亲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高必正、党守素领兵到达梧州时，永历廷臣‘郊迎三十里’，永历帝表面上也言听计从，所谓‘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显然是高、党二人的主动建议，下文说‘必正请……奉上亲征’在逻辑上才能衔接起来。依据这一判断，刘国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广东当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队。然而，六月间即传来了救援广州诸将报告‘刘国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党守素拔营回南宁’。很明显，这是广东、广西勋镇为防止忠贞营入粤策划的阴谋。/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开始由南宁北上，主要原因是他们同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当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秦王的时候，忠贞营将领表示不满，高一功、党守素曾经亲自出面训斥孙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顺军和原大西军地位相类似，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将领最高只封公爵，孙可望却坚持要朝廷封他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说出了‘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的威胁性语言。就当时情况来说，大顺军余部兵力既远不如大西军余部强盛，又不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拥有云南全省这样一块后方基地，高一功、党守素卷入永历朝廷同大西军联合的纠葛中是不策略的。自然，孙可望借用陈邦傅和造假敕要求节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愿接受孙可望的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动得到永历朝臣中反对封秦的顽固派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这些人拒绝封秦的武力后盾。然而，原大西军联明抗清毕竟是大势所趋，孙可望凭借实力也足以封王。双方的关系在李自成、张献忠生前已经因为争夺四川兵戎相见，封秦之争又加深了裂痕。到孙可望出兵贵州、四川，清军侵入广西时，高一功等忠贞营将士既打不过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愿依附于孙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领兵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

忠贞营在北上夔东途中，高一功不幸遇难。《南明史》中有注云：“关于高一功之死，各种常见的南明史籍都说是被孙可望攻杀……透过这些史籍的混乱记载，大致可以确定高一功是在顺治八年九月间在湖南保靖山区被永顺土司兵用毒箭射死。”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1651）。高一功死后，众推小闯王李来亨为帅，党守素仍为副帅，率余部继续北上到达夔东。“忠贞营诸将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了。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忠贞营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南明史》）。《怀陵流寇始终录》（清·戴笠）则记：“夔东十三家名号则主要是大顺军余部，闯贼遗党袁宗梯(即袁宗第)、贺珍、郝摇旗、李本营、党守素、李来亨等，以兵出巴(今湖北巴东)、渠(羊渠，今重庆万州区)、施（今湖北恩施）、巫（今重庆巫山县）、郧(今湖北郧县)、竹(今湖北竹山)，所谓夔东十三家也。”网载《“夔东十三家”抗清史论》（滕新才撰）有云：“贺珍驻大宁县(今重庆巫溪县)，袁宗第驻大昌县(今重庆巫山县大昌镇)，郝摇旗驻房县羊角寨，李来亨驻兴山县七连坪，党守素驻巴东县，刘体纯、马腾云驻巴县陈家坡，塔天宝驻巴东县平阳坝，谭文、谭诣、谭弘驻万县天生城，王光兴驻施州卫。”巴东，西周时即为巴子国封地，明洪武九年（1376）年间废归州置秭归县，此时巴东县隶夷陵州（治所今宜昌城）；洪武十三年（1380）复置归州，直隶荆州府，辖兴山、巴东二县。兴山、巴东毗邻，俱为湖广境。夔东十三家中，党守素一营驻守在巴东县，而李来亨一营则据守在兴山，同气连枝，互为犄角。

由于历史尘封之故，党守素的事略也难以考究。就例而言，他参与过“重庆之役”，这是夔东十三家有稽可考的一次重大军事出击。据《南明史》“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一节记载：“当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等人为挽救危局，奏请永历帝派了五名太监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让他们火速抽兵西上，进攻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负责联络川东各支抗清力量的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当即组织忠州、万县、梁山地区的涪侯谭文、仁寿侯谭诣、新津侯谭弘（即所谓‘三谭’）与驻守巫山、兴山一带的原大顺军余部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马腾云、塔天宝等抽调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川东各明军将领知道形势紧急，都同意出兵反攻重庆。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七月三谭和刘体纯等部明军曾一度进攻重庆。……十一月，川东明军再次西攻重庆。这次战役事先作了通盘的安排：由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和‘十三家’（指原大顺军余部）的水师乘船进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由于军中内讧，致令无功而返。《明史》文安之传记云：“会谭弘、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

党守素坚持抗清至康熙初。《南明史》最后一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第一节“清廷组织三省会剿”中有载：“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并请朝廷确定统一进兵的日期。他在密疏中说：‘……闯逆余党郝摇旗、李来亨、刘体纯、贺珍、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王光兴等贼窜伏于荆、郧、蜀东之间。在楚则远安、兴山、归州、巴东、施州卫、房、竹等处；在蜀则大宁、大昌、夔州、巫山、建始等处；而逼近陕西之兴安。计其切（窃）据地方横亘数千余里……楚蜀难通，气脉梗阻。向来勾通滇寇李定国等假窃号召，摇惑人心，其肆猖獗而稽天讨盖有年矣。前者台臣两次建议，奉旨会剿；旋又奉旨暂停。庙谟深远，诚非愚臣所能窥测。但诸逆向所倚恃观望，惟在滇南。今大兵远伐，六诏敉宁；而诸寇尚负固弄兵，阻我声教……庙堂之上酌定师期，三省士马同于是日进发……’（注：《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康熙二年（1663），“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很快即占领大昌、大宁。”“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清‘楚师全军失利’”“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袁宗第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联合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然最终是“已成强弩之末，被清军击败。”从此以后，党守素隐身遁迹，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