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显然算是一部大书了，全书在规模上仅次于《宋史》，而在修纂时间上也是二十四史最长的一部，从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编修开始，到乾隆四年（1739年）刊刻进呈，历经95年时间，但考虑清廷在顺治年间和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战火纷飞、政局未稳，自下诏编修后的前35年根本无暇修史，正式的修史工程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才正式展开，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书完成，实际编修时间为50余年。这就是《明史》的一个基本情况。

(资料图片)

和很多书籍一样，《明史》本身的编修是有一些不足存在的，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改”，而是“删”，就是在材料取舍上下功夫，在一些事情上有意脱漏，就比如清朝皇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接受过明朝封号，有意回避建州女真的问题，再如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对南明之事绝不轻易涉及，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

还有在技术性失误上也不少，例如《鞑靼传》，就连蒙古大汗的名字都没搞清楚，蒙古本部历代大汗如马尔古尔吉思、脱古斯蒙克、巴图蒙克、博迪、达赍逊库登等一律名之为“小王子”，对明朝的老对手如此不上心，真是一大遗憾，当然由于技术性失误比较多，在此不一一举例，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里面解剖得很详细。

但是，《明史》尽管有故意隐瞒和错误的地方，但总体上在整个二十四史中是较为严谨的，更不存在对前朝疯狂抹黑的情况，尤其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顺治皇帝就曾经声称“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康熙皇帝对前朝礼敬有加，在第三次南巡的时候，声称“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并亲为致祭，并在明太祖陵悬挂“治隆唐宋”的匾额，以表达对明太祖的敬意，在《明史》上抹黑前朝他们第一个不答应。

《明史》

我们来看《明史》编修最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就是在康熙年间，事实上在康熙皇帝的严厉督察下极其严格，甚至达到了不允许随便议论明朝君王过失的地步（毕竟作为皇帝，为明朝皇帝说两句话，也是为自己留个余地），其本人更是频频指导《明史》的编修工作，指示纂修大臣应该严格掌握写史分寸，这在其《清圣祖实录》和《康熙朝起居注》中已经数次提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皇帝在议论《明史》编修问题上公然指责某些人议论别人而不反省自己：“从来论人甚易，自处甚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皇帝要求修史要据实秉公，要实事求是：“《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皇帝再次指责抹黑明朝帝王的行为，并进行批判：“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二十六日，康熙在完成史官所修本纪、列传书稿后，相当不满意，内容是“洪武、永乐本纪多有驳论”，遂提出训诫，先对明朝开国诸君一番褒扬，“明洪武为开创之君，功德甚盛。如宣德则为守成令主。虽时殊事异，皆能于一代之中奋发有为，功德垂后，各尽为君之道”，随后，发表最高指示，命令史官在写论赞的时候不应该苛刻诛求，该留面子的还是要留面子：“如欲撰洪武、宣德诸论赞，朕当指示词臣重加称美。倘使苛谪贬刺，非朕所忍为也。”

在同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在乾清门听政过程中，要求在编修《明史》的过程中，仔细辨析《明实录》中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顺便为明武宗辩护一番，并在话语后指示明朝皇帝的过错尽量甩锅给太监、大臣：“又正德实录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暍而病死者尤众。虽夏月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此皆当时之臣，言其主太甚耳。”

在康熙皇帝的指示干预下，清修《明史》的修纂情况可想而知，对明朝历史，尤其是明朝皇帝那是加以美化的。

朱元璋

就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在野史中真也好、假也罢，多多少少记载着对朱元璋正面形象不利的事情，如在《明兴野记》上居然还记载着明太祖朱元璋与部将韦德成妻子私通生子的事，“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在明人吕毖写的《明朝小史》中还有关于“铲头会”的记载，就是将僧人埋入土中，露出脑袋，以大斧削去。还有在《翦胜纪闻》中，徐达被朱元璋所赐蒸鹅毒死。

对上述捕风捉影，影响“圣德”之事，《明史》没有一星半点的记载。而在记载傅友德之死的事情上，《明史》是使用了材料拼接的手段，将锅巧妙地甩给了傅友德。《国榷》的记载很显然傅友德是被逼迫致死：“乙丑，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上闻之。会冬宴，撤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

而在《明史》的《傅友德传》和《太祖本纪》里都没有相关记载，傅友德的传记就写了“又明年赐死”，赐死原因没说，而前面记载着傅友德请求明太祖赐其田地千亩，被明太祖回绝一事，乍一看以为是傅友德贪得无厌而被朱元璋赐死。

而对明成祖的美化也是不遗余力，为了维护明成祖的光辉形象，在记录其靖难之役后戕害建文朝遗臣之事多有曲笔，如方孝孺被诛杀十族一事，明人之著作《罪惟录》、《皇明通纪》就有记载，而《国榷》引用明朝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李维桢的评论，上面亦写到“诛十族”之事，“文帝之兴也，盖类唐、宋两太宗，至诛夷死事臣及于十族”。

王鸿绪

但是，在清修《明史》中则将诛“十族”一事删去，不管在《成祖本纪》还是《方孝孺传》中均未提及，可以确定编修《明史》之人将诛“十族”之说故意删去，《明史》编修者之一，三度担任《明史》总裁官的王鸿绪从教化角度给出了解释：“夫开基之英主，毅然为之，以快其愤，卒能传祚久远，后之暴君何所畏而不可？此言不辨，流毒万世，有心斯道者，所大惧也。”不仅方孝孺被诛杀“十族”的事不能写，就是那些建文遗臣所遭受的悲惨遭遇也必须弱化：“成祖诛戮建文死事诸臣，湛宗籍家，备极刑酷，当日妻女之发教坊司，浣衣局，配象奴及习匠功臣家，不一而足，野史每逐一详载，盖以著成祖之残忍，余皆删去。”

就比如说建文朝的礼部尚书陈迪，《明史》在记载陈迪一家殉难之时，进寥寥数语，“命与子丹山、凤山等六人磔于市”，但实际上陈迪一家之死据谈迁的《国榷》记载过程更加残酷：“闻变赴京，召问，并收其子凤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骂加甚，割凤山等鼻舌，醢以食迪，迪吐去，大肆诟詈，比死不辍声。”这段情节《明史》均删去不录。《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有谢升、董镛之妻女被发配教坊司，礼部侍郎黄观之妻女被发配于象奴为妻，《明史》亦皆不录。

而《明史》中之论赞相对于私修历史给了明朝君主很大的颜面，哪怕是坑爹的导致土木堡之变致使明朝中衰明英宗，《明史》给出的评价居然是“无甚稗政”，就是没有什么过失。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弘治皇帝，将《明史》的对他的论赞和《罪惟录》对比一下，《罪惟录》的论赞对弘治皇帝的过失进行了指责，如宠幸外戚，还讽刺弘治皇帝修仙之想，“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查继佐坏的可以，最后还不忘调侃一把。而《明史》就绝无半句坏话，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至于史学家对《明史》的优缺点固然很清楚，总体上看对《明史》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而书写关于明史的著作也必然会引用清修《明史》，这就无疑突出了了明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