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天黑以后，从日军铁壁合围中突围出来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和总部机关的人马到了清凉河边，附近的渡口叫做“军营村”。

侦察骑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资料图片)

军营村实际上是个围寨，有寨墙，还有寨门。当时，寨门马马虎虎地掩着，寨子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绕过寨墙下河滩。

过了清凉河就等于是跳出了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骑兵团也用不着再担任前卫了。疲倦劳累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向河滩走去，首长们也在商议突破封锁后的方案，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骑兵团的新兵刘春雷和老兵刘金魁在寨墙外边正站着聊天，苦战了一天的“川老汉”刘金魁依然兴致勃勃，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么？”

“先前侦察过的，应该没有吧。”

“不对吧，我怎么瞧着那房顶上，黑乎乎的东西旁边，像是有面日本旗呀？”

大刘听见这话吓了一跳，赶忙转过头张望。

只见寨子里面有一处比较高的房子，刚巧现在起风了，房顶上的一块布片被吹得飘了起来。

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像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大刘前后望了一下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家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寨门走。

刚走到跟前，听见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子里跑出来，嘴里喊着：“鬼子！村里有日本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

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三辆轻型坦克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在村里看守油料。

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到八路军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跑出去避难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一些人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粒米未进，确实有些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

结果就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场被打倒几个。

这伙日本鬼子也够凶狠，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上打，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日军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村子里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

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春雷拖出一张大床立在屋檐下，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川老汉”刘金魁刚上去就栽了下来，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

他伸出手，在大刘的胸前挠了几下就咽了气。

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知道的事情也挺多。

刘金魁牺牲了，刘春雷又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了下去。

子弹打到大腿根上了，下半身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战友们赶紧把他拖到安全地带。

据张起旺连长事后说：“大刘叫唤的嗓门都变了调，他可真是被这一枪给吓坏了。”

医官老李跑过来，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小伙子放心，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大刘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已经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顶，干掉了机枪。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屋子里的鬼子给消灭了。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刘春雷只好趴在马鞍子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今河北冀县瓦窑镇）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

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

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作自己的靠山。

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

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焉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

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

他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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