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历史上，日本是唯一产生了大陆政策的国家。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大陆政策为何产生于日本，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们试着从日本的地理，历史，文化已经经济来探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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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岛国地理环境与危机感

日本只是一个狭小的岛国，面积只有37万平方千里。作为岛国，这大大限制了日本的发展空间。如果日本是远离大陆的而相对封闭的岛国，日本自然不会产生多少危机感，就如新西兰一样，历史上并没有强邻，在英国人发现他们之前，新西兰的本地人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地方的人来夺取他们的土地。

然而日本却不一样，日本历史上与东亚大陆仅一水之隔，大陆上的强国往往会给日本带来一种强大的压力，而近代日本所面临的形式更加不利。西边的清朝正在寻求复兴，北边的俄罗斯帝国正在疯狂地在西伯利亚扩张，而欧美列强也纷纷压境。在这些强大势力的威逼下，日本的危机感是非常强烈的。

由此日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早就提出进行海外扩张的思想了。在日本大和国刚统一不久，4史记60年代，日本大和国正式出兵朝鲜，联合百济对抗新罗，征服弁韩，建立任那地方设立“日本府”统治。在其后的时间里，日本进一步向朝鲜半岛扩张，西元391年，大和国攻破百济王城，并继续向新罗和高句丽进攻。直到663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江村海战中大胜日本，日本势力才退出朝鲜半岛。

日本战国时代后，丰臣秀吉的征战下得到了统一，国力增强，而明朝和朝鲜李朝却处在衰落之中。丰臣秀吉的野心远远超出了日本群岛，他早已把目光瞄到了中国大陆，1590年，他在致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公然宣称“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逼迫朝鲜臣服。

1592年，丰臣秀吉正式派16万大军入侵朝鲜，在短短时间内便攻陷汉城和平壤，丰臣秀吉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甚至让天皇任命自己为大唐关白，日本关白由他人担任，气焰嚣张至极。可是丰臣秀吉的美梦却没做多久，不久明朝军队两次进入朝鲜，打败日本军队。

丰臣秀吉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王霸论”、“华夷论”、“大义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德川幕府后期的经世论者本多利名（1744—1821）主张日本应该统一在君主下，侵占勘察加半岛，建设一个“大日本”国；佐藤信渊（1769—1851）更是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宇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

二，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

然而在中国大陆周围的岛国不只是日本，还有琉球、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他们在近代初期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日本差不多，却单单只是日本产生了侵略大陆的思想，这就不得不对日本的的历史渊源来寻求原因了。

大化革新后，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保证庄园的安全，开始将一部分庄园农民武装起来，成为武士，这种身份类似于中国魏晋时代的部曲。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

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有著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佛教和各种宗教思想思想的传播，在武士团中形成了武士道思想。这是一种以中世家长制为中心的的道德规范，其思想的核心为“忠”，提倡尚武。在德川时代，武士道思想由于和儒家传统道德和朱子学结合进一步发展。

武士们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并开始撰写著作，使武士道思想系统化。“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由于尚武思想的不断扩张，到了明治时代，这种武士道精神渐渐开始向军国主义转变。所谓军国主义，就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都为战争服务的思想和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扩军备战，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对外掠夺，干涉别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

1823年，佐藤信渊著成《宇内混同秘策》一书，这成为日本大陆整策的根本路线。他宣称“皇国欲开括他国，必先以吞并中国开始”，“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洲”他认为，从要占领中国东北，然后下江南，方可灭中国，然而吞并东南亚各国，这和明治后日本的扩张道路基本一致。

其后，日本学界大力宣传侵略思想。吉田松阴兴办了“松下村塾”，成为了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略扩张主义教育的大学校，其门下的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都成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三，“皇国史观”和近代民族的优越感

皇国史的核心为“神国主义”，就是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等都是“神”给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身亡者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其基本观点是：大和民族是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为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

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建武中兴”失败后，朱子学被重视。在该时期出现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朱熹的“大义名分论”，被大力宣传。该书犹对“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的“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以为南朝正统寻求理论依据。改书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德川时代，日本的神国史观进一步发展。京都崎门学派和国学，水户学派高扬“万世一系”的国体伦，推动了尊王攘夷运动和军国主义的结合。

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宜长在《玉矛百首》中道：“我国是日本之大神的本国，即在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那也可以是祖国的国”。这种神国主义明显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由于自认为自己是世界最优秀的国家，那么日本人认为对外扩张可谓天经地义，这和德国认为日耳曼人最先进而意图消灭犹太人的道理十分接近。

德川

在古代一千年来，日本一直处于大陆的强大势力下，因此，这种民族优越感表现并不是特别明然，然而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让日本的优越感空前提升。

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亚洲唯一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其国力得到迅速提升，甚至可以和西方国家抗衡。这让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迅速提升，日本也趁着千年难遇的时机迅速扩张。而当时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日本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继《与清国斗争方案》后，再度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以武力分割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方案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

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了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全部预期目的。《与清国斗争方案》、《清国征讨方略》都是日本最高层次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和观点具有权威性和纲领性，体现了日本的国家意志，显示大陆政策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了。